谢谢叶教授，老师们、同学们、同志们，大家下午好！
中国农业大学的“农政与发展讲座”非常著名，包括阿图罗·埃斯科瓦尔（Arturo Escobar）在内的杰出学者，都曾登上过这个讲坛，在我看来，Escobar教授的《遭遇发展》一书，深刻地提出了发展依靠谁、为了谁，发展的成果由谁来分享的问题，是我们研究、学习新的发展观的好教材，这本书，就是叶敬忠教授和农大的同志们翻译的。
今天，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德国特里尔大学中国政经研究中心主任韩博天(sebastian Heilmann)教授在十八之前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赵忆宁采访时说：中国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就是中国是一个有梦想、有乌托邦的国家，是一个对未来充满希冀的国家，他把这个叫做“目标优势”，而这个优势，是今天的西方社会所没有的――我想，关于中国的现状、中国的未来发展，这不仅仅取决于我们自己怎么看自己、不仅仅取决于中国的某一个阶层、某一些具有话语权的人怎么看中国，也取决于世界怎么看中国，而一个国家长期稳定发展的基础，首先就有赖于那里的人民能否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而对今天的中国来说，这个最广泛的社会共识就是中华民族的复兴。
大家可能读过卡尔·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这本知识社会学的奠基之作，卡尔·曼海姆说，第一，统治阶级和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只有“意识形态”，所谓意识形态就是从既得利益出发去观察世界，因此他们看不到世界的真相。我以为今天有些人可能就是这样，他们看不到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高债务、高龄化――这已经把西方的发展导入陷阱，面对深刻的人类发展危机，他们依然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优越，以为这个前提是无疑的，他们陷入了19世纪以来西方优越论、资本主义优越论的意识形态陷阱不能自拔―－这也就是曼海姆所说的意识形态陷阱和盲视。第二，相对于统治阶级来说，被统治阶级、被压迫民族能够比较深刻地感受到现存秩序的不合理、不公正，所以，他们要改革、要革命，他们不迷信现状而寄希望于未来，革命的阶级和进步的阶级是有理想和有乌托邦的阶级。第三，曼海姆指出，只有乌托邦、有改革和革命的愿望还是不够的，因为还需要这种理想为最广大的群众所掌握，需要科学地制订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措施，需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地接近这个目标，即需要把乌托邦变成科学。
今天，支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的，就是我们正在实践着、开辟着、探索着的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和制度，是发展中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当下，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国际上的进步人士越来越关心的是：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道路的优越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何体现这个问题。比如说，在经济发展中，如何把人民生活水平和收入的提高――进而把共同富裕放在更优先的位置？如何使得人民当家作主获得制度性的保障？在国际上，面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制订的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准则，中国如何主持公道、坚持王道、反对霸道？这代表了世界上要求正义的人民――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人民的愿望，是他们对中国道路的期望。
但是，面对这样的期望，我们尤其要非常谨慎、非常务实、非常实干，绝不能盲目冒进和沾沾自喜，错误地以为“高潮”已经到来了，而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美好的理想只有分步骤、分阶段，尊重现实量力而行，方才可以逐步去实现，对今天来说，这就是要把我们的美好理想，建立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的清醒认识的基础上，把美好理想的实现，落实在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说的不断创新和探索的基础上。
习近平同志2011年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有一个很重要的讲话，叫《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我认为这个讲话的核心，就是要求我们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建立在历史的态度和科学的态度之上，因此，这个讲话非常实在具体，切中时弊，他非常鲜明的指出，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所缺乏的，并不是哪种具体的知识，而是远大的理想，是实现理想、面对理想的科学态度和历史态度，是立足于历史和科学态度之上的探索和创新精神。他指出：
“我们不少领导干部，基本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管理科学知识和基本的文化知识、工作经验都是具备的，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知识和中外历史知识还缺乏深入的学习和了解。哲学是人类的智慧之学，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所以，各级领导干部要注重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对历史的学习。领导干部不管处在哪个层次和岗位，都应该读点历史，通过学习历史不断深化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不断丰富自己的历史知识，这样才能使自己的眼界和胸襟大为开阔，认识能力和精神境界大为提高，使自己的领导工作水平不断得以提升。”
我今天谈一点体会，结合马克思主义方法，谈谈自己对中国改革与发展的认识。
先讲第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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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毓海 |
这种观察方法的明显缺陷，首先便在于它不符合中国长期改革与革命的历史，同时，它也不符合当前中国改革和发展的现实。
中国面向近代化的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就一般而言，是从宋代的王安石变法就开始了的，实际上，马克斯·韦伯、列宁和宫崎市定等人，都是这样看中国长期的改革与革命的。在他们看来，中国改革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国家与社会的结合，政治与经济的结合，而不是对立；即正是为了增加国家能力、提高国家治理效率，所以国家才启动和推动了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各种改革，因此，这样的改革也叫“变法”－－即一方面是政治改革、变法为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改革提供了前提和条件，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改革推动政治领域改革的不断深化，因此，这是一个互相促进、彼此推动的过程，而绝非一个互相对立的过程。从中国长期历史上看，总是国家为了增加效率和治理能力、为了增强对抗外侮的能力而积极推动经济和社会改革，而经济改革则又反过来推动了政治效率的不断提高，而无论政治改革还是经济改革，其共同目标都是增加效率、增加竞争力和能力，以及如何激励和约束管理者。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是如此，今天的改革的基本特征实际上也是如此。
而“自由主义”方法的一个明显缺陷，便在于对于“国家”的简单化的、非历史的理解。大家知道，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区域发展差异非常大的国家，本来就存在着非常强大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如果不能把各种不同的阶层、地方和民族利益通过国家这个平台结合起来，那不但办不成事，而且还会导致四分五裂、军阀混战，这是我们长期历史发展的一个深刻经验；所以，国家建设――即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这也是中国长期历史发展取得的最了不起的成就，当然，这种情况也符合例如俄罗斯这样幅员辽阔的大国，列宁说，俄罗斯究竟能否发展，就取决于其国家建设的成败，即能否建设一个革命的、代表各民族和各阶级广大利益的国家平台，也只有在这样的平台上，民主才能有效展开，离开了这样的平台，民主就成为了分裂和动乱，这就是《国家与革命》的主旨。历史证明，列宁的论断是符合俄国实际的、是远见卓识的，无论是从历史还是现实的经验教训来看，国家建设、增加国家能力、提高治理效率，这是中国政治的长项，不是弱项，是中国发展的基本保证，不是中国发展的阻碍。
弗朗西斯·福山是一位著名的自由主义政治家，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Nation Building》，谈的就是国家建设问题。在他看来，自由主义政治学说的最大缺陷，就是在国家建设方面的失败，这个观点代表了他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思。其实，我们如果实事求是地去思考，就会发现，当前西方社会所陷入的深刻危机，就十分鲜明地表现为“国家的失败”，甚至不仅仅是国家失败，更严格地说，目前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已经破产了，沦为了典型的“失败国家”；其中，日本国债占GDP的比例在200％，美国的比例是100％，欧盟是80％，当前西方经济发展遇到的根本问题，首先是巨额国债压力下的国家破产、政府破产，而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政府，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能力解决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这才是西方走向衰落的根源所在。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将社会主义与自由、将马克思的学说与自由对立起来，这也是不符合事实的。马克思毕生追求自由，他的许多著作，例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最为典范的自由理论著作。但是，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无论康德还是马克思，他们对“自由”的理解，与今天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完全不同。在他们看来，从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角度出发，绝不能理解自由，因为所谓自由，并不是指人们为了追求眼前物质利益而达成的契约和共识，同样的，从主观主义和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也不能理解什么是自由，因为自由绝不是以自我为中心；恰恰相反，所谓自由，就是康德所说的一项“命令”，这项命令使我们能够、乃至必须从“他人”的角度去展开思考，因此，所谓自由，也就是不仅为“我”，而是能够乃至必须为“他人”作些什么，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这就是：“不仅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当作目的”－－实际上，这也就是他所说的社会主义。
因此，所谓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首先取决于形成这样一种社会共识－－如果我们把这种社会共识称之为自由的话，那么，这就意味着：这种“社会共识”不能建立在眼前利益的满足的基础上，不能建立在自我中心论的基础上，而必须建立在对他人的包容、关怀，建立在从“他人”的立场和视野来思考问题，乃至为他人服务、以及作些什么的基础上。
在这里，我们可以再回想一下由康德所提出的那个关于“自由与必然”的著名的命题。康德说：如果从经验论的角度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必死的，所以，大家根本就不必瞎折腾；如果从自我论的角度说，人最大的悲哀，其实也不过就是“自己死了但钱还没花了”而已。可见，真正促使人类不屈不挠、乐观奋斗、顽强拚搏的理由，从根本上说，就既不是经验和功利主义的、也不是自我中心论的，恰恰相反－－从人类整体和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在不自觉地在为他人、为后人而工作和创造着，尽管这种劳动和创造的成果是其在有生之年所不能享受得到的。正是由于从人类历史的角度看，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在情不自禁地、不自主地为他人劳动和创造，所以，也只有从他人的角度出发、只有包纳和包容他人的视野，所谓“社会”才会存在，而这就是“使人成为人”的东西，这就是我们为之珍视和骄傲的“自由”。
这种自由－－“不仅仅把他人当作工具和手段，而且也当作目的”，它并不是从经验论和自我中心论的角度能够发现的，所以，康德把它成为一项“命令”，称为人所以为人的“天职”。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就必定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样的，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就一定是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却并非是眼下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拥趸。
大家知道，卡尔·马克思本人就是这样一位彻底的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位彻底的社会主义者，作为伟大的学者，他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去分析他所处的时代与社会的。
显然，西方确实存在着一个强大的、自称为“社会”的领域，但是，马克思却把它看作商品社会异化的产物，他认为这个强大的社会领域是由一系列“中间人”、代理人构成的。因为商品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是孤立的，他们作为私人劳动者，彼此之间也是孤立的；在孤立的个人之间，只有通过互相交换自己的劳动产品才能建立起联系。因此，在商品社会里，最重要的并不是商品生产者，而是交换法则的制订者和中介者。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4章中这样深刻指出：
我们知道，在社会生活的各方面有一个极大的份额是属于那些中间人的，就经济来说，他们是金融业者，证券交易者，大商人，零售商等，他们把营业的利润吸去了；就民法来说，律师是法律当事人的寄生品，就政治来说，议员比选民重要，大臣比主权者重要，代表比被代表者重要；就宗教来说，上帝被中间人推到了幕后，中间人被牧师们所横夺，这些牧师又把自己插在善良的羊和牧羊者之间充作不可避免的中间人。
马克思指出：中间人阶层“通过垄断社会交往法则、经济交换法则，实际上支配着”国家与社会，从而成为实际上的管理者－－这是现代西方社会统治的特点，即在这个社会里，真正支配着经济的并不是商品生产者，而是投资和交换法则的制订者（金融业者和证券交易者），真正支配着政治的不是选民，而是代表和议员，真正支配着法律的不是正义，而是律师，真正支配着舆论的不是民意，而是媒体，真正支配着宗教的不是上帝，而是牧师和教会。
与“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盲目拥趸们不同，马克思从来没有抽象地谈论社会领域，更没有把这个领域视为“价值中立”的，在他看来，“社会”日益成为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独占力量，这绝不是民主，而恰恰是西方民主的重大缺陷和陷阱。马克思关注交换价值获得了独立性这个问题，其实是说：这个所谓“价值中立的领域”并不中立，而是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它由特殊利益者构成，这是马克思分析现代社会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点。
今天，独占性的“社会领域”在西方还有一个经济学的名称：服务业。当下西方经济－社会危机的一个特点是，随着高福利、高收入、高龄化陷阱，第一产业一派凋敝，而繁荣昌盛的就是“服务业”。于是，伴随着经济危机日益繁荣的，是媒体噱头的空前火爆，不但选举成为媒体战，而且传媒业的发展推动了党派政治的堕落，以至于面对着“财政悬崖”，美国两党还在打嘴仗，民主变成了无政府。两房按揭破灭了，律师们却大赚其钱，制造业失败了，华尔街则大获全胜，最终是国家和社会都是失败者，只有中间人、代理人阶层获利，
可见，当前西方社会遇到的问题，恰恰是由于其社会结构的内在弊端造成的，这里的突出表现就是：一，国家建设方面的失败，二，以“社会”名义出现的“中间人”、代理人阶层的独占。而高国债导致国家破产、服务业与实体经济发展之间的严重失衡则是其鲜明表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恰恰由于其前提的盲视，无法看到目前危机的真正根源所在，而我们如果被流行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所迷惑，也就会同样看不清世界的形势、中国的形势。
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点，我们就不可能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世界上一切幸福的生活，都要靠劳动来创造。马克思指出：中间人阶层、价值中立的领域（当然，这个所谓价值中立是加引号的），也就是指议会、代表、垄断金融机构、媒体、律师，他们一方面代表着社会在分工中的发展与进步，但是，始终需要警惕和注意的是：当他们成为一个不代表市民社会生产和交换的领域，而只代表自己的特殊利益集团的时候，代议制、代言制和代表制，也就成为生产和交换的破坏性力量。当现代西方社会忽视了中间人、代理人阶层是个特殊的食利和利益阶层，而听任这个只代表自己利益的中间人阶层不受任何限制的做大的时候，整个社会就异化了、失衡了，这才是现代西方社会的问题所在。
因此，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里讲：要重建社会和市民社会，而这就需要人民民主－－其核心是将简单的代议制、代表制，变成普通劳动者的参与制。马克思说，巴黎公社运动是英国大宪章运动的发展，因为它有一个伟大的创举——这对巴黎公社是一小步，而对人类历史是一大步——巴黎公社把政治工作和管理工作由一项特权，变成了一项劳动，政治和管理工作作为一项劳动，它跟一般社会生产劳动没有区别。
今天全国人民对干部腐败问题非常有意见，那么，反腐败的办法是什么呢？有人提出来给官员加工资，这个恐怕不太切实。反腐败的治本之策，就是马克思和列宁所说的，也是我们十八大报告所提出的：必须在我们各级人大和党代会当中，不断的增加普通劳动者，一线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代表的数额，以群众路线和普通劳动者的积极参与，来破除代表制、代议制的僵化，以使我们的代表制度不被权和钱所绑架，不被一个中间人阶层所独占、垄断――这条由马克思和列宁首先提出的民主方略，被十八大报告很郑重地的写出来，因此我们说，这个报告闪耀着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光辉。
同时，我们必须头脑更加清醒，西方发展方式的一个严重教训，就是提醒我们不能放任经济的自由发展，而是必须保证产业的安全，这就包括按照国家产业发展的规律，对三大产业的比例进行合理的调控，尽管我们国家服务业的发展还有很大的空间，但是，也必须注意使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发展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比例，特别要防止虚拟经济、服务业过高比重的产生。
任何民族和国家的发展，都不是靠在媒体上耍嘴皮子、靠喊口号、靠娱乐演出来拉动的，都不是靠打官司诉讼来实现的，都不是靠炒地皮、炒股票来实现的，德国是今天西方表现最好的经济体，因为德国工业产出占GDP的30％以上，这表明，没有一个坚定的实体经济和创新产业队伍，片面地发展服务业，造成一个“中间人”阶层的独占和垄断，这样一种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必然会导致不合理的经济－产业结构。
同时，我们还要清醒地认识到，当前人民群众最不满的，不仅仅是干部腐败，而是严重的两极分化，在多次民调中，“两极分化”不断扩大，这被视为当前中国最大的危险。说到两极分化，这既包括干部问题，却也不仅仅是干部的问题，今天，证券业者、股市操纵者、不良律师、媒体制造的明星，他们的收入与一般老百姓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差别，作为代表和支配着着社会交往和商品交换法则的群体，他们也必须受到国家和人民的监督，他们的收入也应该摊在阳光之下，并被更合理的税收调节制度所规范，我想，这才是真正的民主，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民主。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我下面谈第二个问题：结合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谈谈发展信用和金融的问题。
《资本论》第三卷的25章是《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一章虽短，但非常重要，《资本论》第一卷主要谈商品生产，第二卷主要谈商品流通，而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联系起来的，就是信用，所以，《信用与虚拟资本》这一章是《资本论》整体结构的桥梁。
马克思说，商品与货币、商品经济和货币经济都不是资本主义，货币转化为资本，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他非常通俗地论述到：在生产向流通转变的环节中，经销商不会立即付钱给企业主，即他并不是一下子把企业主的产品通通买下来再拿去卖，而是给企业主一个票据，至于结账，那是将来的事，而票据就是信用。这样一来，就把买卖关系转变为债务关系，把货币关系转变为信用关系。马克思说，这是“惊人的一跳”：这就是罗德斯岛，从这跳吧。
“这种债务关系或者信用关系的体现就是票据，任何票据，当它在到期之前，都可以作为货币来流通，进行再买卖。”
也就是说，经过这样的一跳，商品变成了期货，货币变成了票据，商品交换关系变成了债务和信用关系。
他接着说：信用和票据都是虚拟的，是虚拟资本。因此，真正支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是货币交换、不是商品交换，而是信用、是票据、是虚拟资本，在资本循环的总过程中，是票据――即信用在支配着生产和交换。
信用和虚拟资本，在大规模的生产与交换之间架起桥梁，推动了生产和交换的不断扩大，这是现代商品经济最伟大的飞跃，是它区别于以往一切狭隘的生产方式的革命、进步之处，信用的发达和虚拟资本的发展，是现代商品经济的基本特征，但是，这又恰恰是其脆弱之处。于是，我们要寻找现代经济的弱点，或者说经济危机的根源，就不能从生产过剩、从生产和交换中去寻找，而是要从信用和虚拟资本的活动中去寻找，从信用发展与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失衡中去寻找――这是《资本论》的伟大创见。
马克思指出，随着信用和债务的扩大，生产和交换不断扩大，随着生产和交换的扩大，信用和债务的发行就日益变得无节制，票据本身被日益炒高，一旦人们发现信用和票据的兑换变得不再可能，债务的偿付就变得渺茫，于是，对信用和票据的抛售就开始了，一旦信用崩溃，生产和交换就停止了，这就是金融危机。现代意义上的经济危机就是金融危机，这种经济危机绝非是生产过剩造成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从来的就是：
“由于信用危机引发的票据抛售开始的，从而造成生产和交换的停止。一旦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实质并不是商品和货币经济，不是生产和交换，而是信用和票据的无节制发售。那么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经济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马克思的论断，已经再次被今天爆发的金融危机所印证，而这就是《资本论》在西方世界再次成为畅销书的原因，因此，那种以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的说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但是，我们必须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观点：一方面，我们要时刻避免信用和虚拟资本脱离生产和交换的盲目发展，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危机，也就是“买空卖空、票据投机，以及没有任何现实基础的信用制度”的破产，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绝不能拒绝信用和资本的健康发展，因为给生产和交换插上翅膀的，就是虚拟资本和信用扩张，这使得生产扩大，商品流通扩大，使货币供给不足的束缚可以得到解决，其表现就是信用扩张，金融业发展；我们必须清醒：信用和虚拟资本的发展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善用者方能取其利、避其害。
从中国长期历史的发展来看，正是由于没有实现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向信用和金融经济的飞跃，方才使得中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受到外部货币供给的制约――这是中国被西方资本主义赶超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我在《五百年来谁著史》中讨论的问题之一。自从1567年货币税收改银，并大规模从海外进口白银以来，中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基本问题是：银在我是货币，而在世界市场上是商品，中国的经济发展受白银供给的制约，而货币白银又受海外白银市场制约，这是一个极大的问题。明清两朝崩溃的原因复杂，但其重要表现就是明代后期的白银流入中断、清代后期的白银大规模流出。魏源的《军储篇》、康有为《钱币疏》、孙中山的“货币革命论”，讲的都是废两改元、即中国必须发行自铸银元这个问题。民国政权1935年进行法币改革，即通过以英镑汇率和美国银本位制为基础发行法币，从而与日元完全脱钩，这是导致日本侵华的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所以有人说，抗战其实是为了法币而战，而这种说法并不是没有道理的。1948年国民党为了维护摇摇欲坠的政权，强行发行金圆券，这其实又与明代中期之前，朝廷强行废银而推行“大明宝钞”的举措一样，叫做“尽收天下之财，皆失天下人心”，总之，直到国民党垮台，从商品经济、货币经济到信用经济这道难关依然没有闯过，这成为制约中国长期发展的极大瓶颈。
1948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在石家庄发行人民币，这个五百年来束缚中国发展的难关，至此才算真正渡过，因为人民币的实质是：不与金银本位制挂钩，不与任何国家的外汇挂钩，而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从而避免了掌握着主要金银库存的西方列强对于中国金融安全的威胁，真正建立起中国第一个信用货币体系，从而一举将中国经济推入信用时代，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作这样的历史回顾，是为了回答一种很无知的观点，即共产党人不懂经济，不懂金融，马克思的学说已经过时了――就是为了回答这样一种不懂得历史、不懂行的错误认识。
必须看到，当前和未来，我们在国际上遇到的一个重要挑战，就是来自金融领域的挑战，由于这个问题相当复杂，我将在其他场合更为深入地阐述，今天在这里，我想主要谈一下我们的经济发展与金融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问题。
当前经济发展的基本方略就是“稳增长”这三个字。而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经济的增长和发展，离不开投资和信用的扩大，从这个角度说，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是：投资效率不高、信用经济的发展不充分、融资渠道不多。所以，要增长，就要增加投资效率、充分利用资本杠杆，而同时还要注意：货币政策不能大起大落，这就是“发展”与“稳”之间的关系，两者合起来，就是我理解的“稳增长”。
金融危机爆发后，我们启动了大规模的投资刺激计划，这是必要的；随着房价、物价的上涨，又采取了信贷紧缩政策，这也是必要的；但是，如果节奏掌握不好，如果出现了投资的大起大落，而且主要是通过比较单一的渠道和方式来调控投资政策，那么，对于经济的影响就是不好的，也正是基于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方才提出了稳增长的战略。
我们的一切政策制订，切忌跟风，眼下大的跟风，就是一切跟着西方的政策和意识形态风向跑，必须看到：我们的基本国情与深陷金融危机的西方国家是十分不同的，在金融领域，他们的问题是信用发行过滥、国债发行过度，而我们的情况是信用发行十分谨慎，国债发行规模相对不大，融资渠道不多，而这就制约了我们经济的长远发展和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础建设，特别是桥梁和公路建设飞速发展的经验告诉我们，利用民间资本发展交通，这是一条实现快速发展的新路。我记得，最早在广东修建跨江大桥的是霍英东，他采用了投资收过桥费的办法，随后，很多跨江大桥都是通过调动民间资本的融资方式建设起来的，我们今天重视这个经验，就是要重视利用民间资本，以拓宽融资渠道。
我们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就是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我个人有一个感觉，就是我们在社会和意识形态领域中，存在着一种极端化的思路，其主要表现就是不要国家、不要人民，而只强调“社会”和个人，而在经济领域特别是金融领域里，则是思想解放不够，其主要表现就是融资渠道不多、投资效率不高，不善于利用资本杠杆。我们要记住：马克思主义所反对的，从来就不是“资本”而是“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从来就不反对资本为国家的发展、为民生的改善服务。如果我们把企业家简单地当成了资本家，把利用资本、发展信用经济视为发展资本主义，这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而这就是封闭僵化的老路。
最后，也是第三个问题，谈谈农村发展问题。
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罗马帝国衰败的原因：以意大利自由民为主体的自由农的衰落、大规模土地兼并，这造成了罗马帝国军事和国家能力的下降，随之而来的，就是日尔曼人为主体的蛮族的入侵、日尔曼土地制度的确立，而建立在日尔曼土地制度上的农奴制度之无效率，则造成了西欧农业的长期衰败。
资本主义制度之兴起及其原始积累，就是建立在对于日尔曼土地制度的破坏、特别是对公地的圈占的基础上的，它造成的是城市对于农村的优势的确立，造成了对于农村的野蛮掠夺。对于西欧严重的三农问题，不仅仅是马克思，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基础和起源》，以及《科学和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利于风俗的日益纯朴》等这些著作，都有着深刻的揭示。
历史上，中国之所以长期领先于欧洲和世界，其中关键的一个因素，就是对于土地的合理分配和经营，历代盛世的基础莫不如此。近代以来，探索一条不以牺牲农民、农村为代价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这是几代中国革命者的追求，从孙中山的土地涨价归公，到毛泽东的土地革命，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他们都认识到：不能听任少数人掠夺和占有土地财富，这是防止发生两极分化的根本所在，而要把农村建设好、发展好，仅凭一家一户的小生产不行，发展现代农业和农村，这里的关键有两个，一个是实现生产和流通的组织和规模化，一个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在规模化的生产和流通之间，必须有信用和金融的组织作为桥梁。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经验之一是：农民收入的增加，对于我们经济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早在1950年9月，薄一波、刘澜涛同志曾经有《华北局关于工农业情况的意见和综合汇报》，提出只有农民增收，农民能够消费工业品特别是轻工业品，才能促进轻工业的发展，并进一步推动重工业发展，毛主席看了很高兴，并总结说：通过城乡交流、通过农业与轻工业的交流，才能缩小城乡差别，这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靠剥夺农村发展重工业的道路的区别。今天同样也是如此，我们的经济要发展，就要扩大内需、刺激消费，而如果7亿农民手里没钱，你扩大内需、刺激消费就是虚的，所以关键是如何让农民敢消费、能消费。
关于中国农村发展、中国现代土地制度，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曾有一场著名的党内争论，这场争论起源于1950年山西长治地委书记王谦关于农村互助合作的发展设想。王谦根据当时长治的实际提出的办法是：土地、劳动力入股分红，积累公积金，而公积金作为公共积累不参与分配，退社时不能带走。这场辩论对于新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的影响是巨大的，60年风雨再回首，今天看来，王谦提出的农民自主合作经营的经验，是一种壮大农村经济、特别是壮大农村基层金融力量的制度创新，这种基金公共积累的制度创新是对历史上晋商经营传统的继承和发展，更是来自基层和人民群众的制度创新。
对于从长治地区开启的中国农业集体化道路的探索，曾经于1948年作为土地改革工作队观察员的美国人韩丁，有着深刻认识。他后来在其著作《翻身》和《深翻》中，曾深入地探讨了中国革命所造成的土地制度大变革，及其对现代世界的重要意义。
在漫长的历史上，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的税收来自土地税，贵族、士大夫和豪门地主的收入则来自于地租，这二者自然都压在农民身上。当着国家既要收税，又不能制止豪门地主兼并土地之时，那就会本末皆失，结果就是天下大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既要赔款、又要自强，国家于税收方面更是空前加强，小农交租、自食后自然无力完此重税，于是只好向地主去借高利贷，如此又造成地主、富农也无意投资于土地和生产，而热衷于从事金融高利贷，这是因为放高利贷比其他投资——包括投资于土地、农业生产更加有利可图。于是，近代以来，地主就越来越不再是农业生产的促进力量，而成为农业生产的毁坏力量，这一点，陈翰笙先生在1930年代研究美国烟草公司在华进行资本、资源掠夺的名著中，也早有清晰描述。
1929年，陈翰笙组织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有志青年形成中国农村经济调查组，赴安徽、河南和山东烟草种植区调查烟农生活，从而完成了中国社会学经典文献《帝国主义工业资本与中国农民》，这篇文献指出：随着帝国主义的入侵、随着中国的自强运动和军阀混战，广大农民的纳税负担也同时迅速增加，由于各种课税都必须以现金缴纳，加上货币经济在农村的大踏步猛进，于是，农民手里的现金日益入不敷出，农民对于现金的依赖日益成为绝对性的，对于现金的饥渴，成为中国农民最大的渴望，而以英美烟草公司为代表的帝国主义资本，因为收购烟叶时经常付给现金，便通过这样的方式得以深入中国农村，并以公司垄断的方式，组织起中国农村的烤烟生产与收购网络，促成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半殖民地性质。与此同时，乡绅、地方官员和黑社会势力，则成为“烟票”的经营者，同时更成为向农民发放购买种子、豆饼（肥料）和烤烟用的煤炭的贷款的高利贷者，于是，传统意义上的乡绅完成了从地主向金融高利贷者的转变，从而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性质。文章指出：山东地区生产美种烟草的费用是小麦的3倍、高梁的5倍、大豆的26倍，成本极高，风险极大，但正是由于现金的饥渴，竟然造成了在中国农村－－越穷就越不得不种烟，而越种烟就越穷，越穷面对的贷款利率就越高，而越穷却越不得不借贷－－这样一种恶性循环。
在上世纪30年代初爆发的中国社会论战中，陈翰笙先生的这篇经典文献，从社会分析和社会调查的角度，深入揭示了旧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指出了金融垄断和资本垄断，乃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剥削中国农民、阻挡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障碍。
解放初期，华北、山西地区农村借贷利率之高，这在英国人柯鲁克夫妇的《十里店》这本书也有很深切的描写。大卫·柯鲁克和伊莎白·柯鲁克是英国共产党员，1947年，他们夫妇在河北武安十里店村深入调查，写成了极具社会学价值的名著《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以及《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作者深刻认识到：中国农村贫困及得不到发展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生产经营资本高度匮乏，现金极为稀缺，广大农民连生产与糊口的钱都没有，更不要说进行再生产的资金了，于是，在中国农村，最有利的生意就是金钱交易和借贷，借贷利率从20天的100％到一年的1825％――而这在华北农村是很普通的，农村地主都是高利贷者，他们宁肯将现金窖藏起来，也不肯借贷给农民，从而使得贫富差距成为绝对不可逆的，而中国混乱的币制，则使乡绅地主在“开恩借贷”时，又总是可以利用货币兑换再盘剥借贷者一次－－这是因为，纸票的价值相当于银元总是不断下跌的。柯鲁克夫妇认识到，要真正改造中国，就必须改造中国农村，而要改造中国农村，所需要的则是一场全面的革命：即经济的变革，必须与军事上、政治上、文化上全面的变革同时进行，而这就是他们所理解的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它在十里店这个村庄的革命和群众运动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一出《白毛女》，唱响新中国”，而《白毛女》中揭露最深的，其实也是华北农村高利贷之残酷。因此，那种认为地富阶级是中国农村恢复生产的主要动力，为了农村生产计，就不能触动他们的利益的观点，其实是没有看到近代以来农村地富的主要功能早已经不是发展生产，而是在农村实行金融借贷——或者说是美国学者杜赞奇所谓的“赢利型经济。”
农村要发展、农业要振兴，首先需要的就是资金。欲摆脱“三农”困境，便迫切需要建立起深入农村基层的国家金融－信贷机制。而最早、最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的，便是中国共产党人。1939年10月15日，在邓小平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在长治黎城小寨村成立“冀南银行”，发行纸币，对外反抗日本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通过伪币和法币贬值剥夺根据地人民，对内为发展根据地生产和民生提供现金和贷款，“人民的货币”正是从这里迈出了第一步。1948年12月，人民币诞生――我们前面已经指出，人民币的最主要性质是：使中国货币第一次与垄断着金、银等贵金属的西方垄断资本切断了联系，以人民政权的信用为担保，奉行完全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权信用货币，一举完成了中国货币金融的彻底革命，从而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各民族之林，奠定了货币金融基础。以毛泽东、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从这个角度，将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被人们不断深刻地认识到。
而解放后国家在农村地区推行的“活跃借贷”（指贫困户在青黄不接时期向大户借贷生产、生活资料，待收获后加倍偿还）的号召之所以没有效果，就是由于它不以土地为抵押，故大户公开不从政令，而绝不愿借贷于小户，这就是因为借贷无从抵押之故；而如果一旦允许以土地为抵押，口子一开，则大规模的农民失地现象必然发生。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决定要走农村互助合作的道路，一方面是由于农业依旧是国家税收的来源，但另一方面，则更是由于只有这样做，才有利于国家对农民和农业的扶持。国家通过政策和贷款（主要是以供销合作社的形式）所扶持的只能是农村集体（至于“集体”之大小、合作的方式可以商议），当然不可能面对汪洋大海一样的小农个体去逐一扶持，因为任何国家（包括共产党领导的立足农村基层的国家）都不可能承担得起这样巨大的行政代价。而没有国家的扶持，全靠农民自发当然不能产生农村工业化和产业化，只能产生出剥削农村和农民的、非生产性的高利贷食利剥削阶层，这已经为历史反复证明。何况当时的中国，一没有资金二没有市场，从而无法以大规模转移农村人口的方式来进行工业化，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引进国外（以港台为中介）资金和面向海外市场的方式来解决的，但是，它依然要决定性地受制于海外的资本和市场，进一步使得中国经济受制于外国金融和市场垄断。今天中国已免除了农业税，这当然是几千年没有的盛举，但这毕竟离把中国农村发展起来还有很大的距离。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强调“要把农村建设好，甚至建设得与城市一样好”，这在当年可能是高远的理想，但于我们今天而言，却是必须面对的实实在在的课题。
与当下流行的观点不同，韩丁为中国革命给中国农村带来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而兴奋，他也对中国农村发展中出现的曲折和问题直言不讳，尽管他总认为那是艰难探索中出现的问题。他对毛泽东的评价是很高的，因为他坚信毛主席的主张：农村基层组织的创新，农业的分工协作、统一经营，特别是农村金融和集体积累机制的形成，这是农村接受并发展先进生产力的基本前提和条件，而如果不重视这一点，听任掠夺性的资本大举进入乡村，肆意侵吞包括土地资源在内的农村剩余，必然会造成广大农民沦为工业化“先进生产力”的肥料。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的土地革命与唐太宗的“均田”根本性的区别开来的正是：共产党不仅仅给了农民以土地，而且更给了农民以信用、信任和信贷，这是三皇五帝以来的第一次，毛泽东曾经这样呼吁说：“关于国家投资问题。我建议国家在十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亿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而这一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发展农村金融和信贷，依然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
因此，当前，解决投资效率不高、资本利用率不高的一个突破点，就是努力发展和壮大面向农村和基层的金融信贷机制，同时，我们必须深入研究：究竟是发展各种形式的农民自主专业合作社好一些，还是走公司加农户的方式好一些？这个问题需要通过实践中切实的调查研究来证明，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面对着掌握着资本和市场的公司，一家一户的农民始终处于弱势，因此，即使目前为保证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方式的健康发展，也必须坚持贷款利率、收购价格向农民倾斜的方向，而坚决避免公司盘剥农民的逐利导向。
历史和现实更告诉我们，发展农村、壮大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除了给广大农民以“信用者待遇”之外，更为重要的是，要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建设的全方位入手，而这个方向，既是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所指出的，也是科学发展的方向所昭示的。
当然，在农村、农业和农民问题上，与农大的同志们相比，我是外行，我所说的，一定有许多不对的地方，故而请大家给予批评和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