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張明澍時隔20余年又一次進行了“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與研究”，這一次他選取了北京、深圳、孝感、榆樹4個地區的1750個抽樣樣本，回答了“中國人想要什麼樣的民主”、“中國政治文化的特徵”等問題。在抽樣裏他特意選擇了與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中基本相符的受教育程度、性別等數據一致的樣本，希望反映出真實的當下國民對民主的態度，他的調查結果本月匯集成《中國人想要什麼樣民主》一書，本月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昨日張明澍接受本報記者專訪，講述本次調查背後的故事。
【談調查】
接近人口普查的主要指標
新京報：這次調查的背景是什麼？
張明澍：類似的調查我1988年做過一次，叫“中國公民政治素質調查研究”，當時做完也出了一本書，叫《中國“政治人”》，有一點影響。後來經常開會時就會有人建議我再做一次這樣的調查，可以把兩者比較一下，後來有機會時，我就申請了這個項目。還有一個背景是，社科院每年專門有國情調研的項目，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都包括。這一次調查完成以後，出了現在這本書《中國人想要什麼樣民主》。
新京報：在問卷設計上和上一次重合度高嗎？
張明澍：問卷設計和1988年那次有些關係，考慮到要和當時的結果進行比較，但這次關注的重點更體現現在的時代特點，比如現在政治體制改革比較集中在一個比較具體的問題，即了解中國民眾想要什麼樣的民主這個問題上。1988年那次一共有29個問題，這次是30個問題，書裏看起來比較多，是因為把一些問題拆開了。問題包括幾個部分，第一部分是政治觀念、意識形態，對政治、對民主的理解；第二塊是政治參與態度和參與經驗，比如投票的時候你是什麼態度等，你實際參加投票的情形；第三塊是政治知識的掌握，比如知不知道十八大什麼時候開，十八大的重要性是什麼。這裏面政治觀念是最核心的一塊。後面兩塊的問題設置和1988年基本一樣，只是有一些因應時代背景變化而產生的措辭改變。
新京報：在調查取樣上是否都是一樣的城市？
張明澍：1988年是委托國家統計局團委，用他們在地方入戶調查的網絡，抽了大約12個城市。這一次我委托的是北京市統計信息咨詢中心，是跟他們簽訂合同提出要求和標準，要求更嚴格一些。這一次抽樣的主要指標大致上跟全國人口普查指標接近，當時我提出的要求是要反映全國城鎮18歲以上人口的情況。現在來看，比較接近人口普查的主要指標，包括教育、年齡、性別，特別是這次樣本的教育程度和全國普查的比較接近，比大多數同類調查的教育程度要低。也因為這樣，結果出來，知識層覺得不好接受。實際上這是跟樣本的教育程度較低有直接聯係。我認為這是比較接近實際的情況。當然我也同意知識分子在社會裏的影響可能更大，但是我這次就是針對一般民眾做的調查，從書裏面可以看到受教育更高人群的特點。
【談結果】
60後是一個重要轉折點
新京報：結果出來出乎意料嗎？
張明澍：調查中有一些問題問到了人們對于西方化的看法。可以根據對西方化抵制、讚成，或者不完全抵制也不完全讚成，按照我們比較習慣的說法，把人們的立場劃分為左中右。調查結果出來之後，出乎意料的地方，第一是左的比例比較大，第二是右的比例相當低（左的比例是38%，中間的是51%），因為平時我身處于知識界，大家坐在一起還是談論，還是對現狀批評的比較多，希望向西方學習的比較多。第三是沒想到，有很大一部分的人，是接受主流媒體導向的，也就是中的這一部分。因為現在主流媒體基本上就是在左和右之間保持一個平衡，並不是曾經的那樣明顯的左。冷靜下來思考，如果跳出知識分子的圈子，到底層觀察身邊的人，比如回到我們自己的家鄉，其實和這個調查結果是差不多的，書裏邊提出的左中右比較跟現實還是很靠譜的。
新京報：人們的認知是否有明顯的轉折點？
張明澍：教育程度指標看，高中是一個轉折點，在高中之後，被調查者的政治態度向右向中間的人數超過平均水平。在高中跟大學的被調查者，處于中間部分的比例比較大，只有到研究生部分的被調查者會義無反顧地往右走，右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新京報：在書中你也提到60後也是一個分水嶺。
張明澍：以年齡分60後是個轉折點，過了60後，越年輕的人觀念上越傾向中間化和西方化，包括在政治觀念和參與態度上。但是在另一個方向上，就是，在具體實踐部分，比如實際的政治參與行為，還有掌握政治知識，也就是需要花時間和精力去做事情的時候，60後、50後、40後，年齡越大情況越好一些。所以我歸納說，在想和說的方面，是“60後定律”，在做的方面是“倒60後定律”。
【談原因】
儒家文化與西方文化大有區別
新京報：中國人對政治的期待，具體有怎樣的特點？
張明澍：第一，中國人想要的，德治優于法治，信賴人多于信賴制度。第二，重視實質和內容，超過重視形式和程序。第三，解決腐敗和監督政府，優先于保障公民的自由和權利。第四，協商優先于表決。第五，中國的民主而不是外國的民主。不管中國還是外國，公民關注政治時首先關心和自己最相關的部分，現在腐敗現象嚴重，這種情況下這一點被公民排在優先位置是合理的。這是中國的倫理主義政治文化問題。這種文化希望政府把民眾作為家庭成員一樣來關心，比如我們常說的愛民如子。
新京報：你總結出的5個特點，產生的原因是什麼？
張明澍：原因是中國源遠流長的倫理主義政治文化，在這種文化中，倫理主義的因素大于超過了科學主義，也就是實事求是的因素。在書裏我引用了一幅圖，是儒家文化分布圈，包括中國、日本、韓國、新加坡等，儒家文化圈都有倫理主義趨勢。我們政治文化現在倫理主義佔的成分比較大，比如對領導人的道德要求高，希望政府關懷民眾，希望政府在社會生活中發揮領導作用。其實中國人和西方人對政治的看法從根上就不一樣。西方人希望用政治來“抑惡”，政府要保證一個人在追求個人利益和幸福時不要損害他人和社會的利益，中國人是希望用政治來“揚善”，要通過政治形式把善的事情發揚光大，做什麼事情都需要有政府和領導來指引我怎麼做得更好。
06/05/2013 | Patrick Boehler｜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Blog
Chinese urban residents have become more conservative, cynical and pragmatic in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politics in the last quarter of century, a study has found.
Research by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ublished last week, has surprised even the study's author.
Some 38.1 per cent of those surveyed held more conservative values, were more critical of overall individualism and leaned towards the "left", a term that commonly refers to those more patriotic, according to the study by scholar Zhang Mingshu, director of the political culture research centre at the academy.
Only 8 per cent leaned to the "right", supporting more individual freedoms and a smaller government, and were more critical towards the Communist Party's legacy. The rest of those polled were categorised as centrists, neither left nor right.
"I was surprised," Zhang told the Guangzhou-based liberal newspaper Southern Weekly. "But if you calmly look around you - not only among intellectuals, but also in your hometown, if you go on the streets - you'll see that this ratio is fundamentally accurate."
Zhang surveyed 1,750 adult urban residents across the nation on their political views, their attitudes towards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and their knowledge about politics.
The study, titled "What kind of democracy do Chinese people want", follows up on an April 1989 survey conducted by Zhang in the wake of the Tiananmen uprising, which saw hopes for further political reforms squashed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s barrels and tanks.
Zhang said the survey, based on answers he collected in 2011, was more cautious in its scope than his last. As political debate has remained a sensitive topic, he said he had made an "effort not to cross the line".
For Zhang, scholars have become less idealistic, spearheading a trend in today's society.
"If you want to use one word to describe the situation of China's mainstream intellectuals, it's cynicism," he said. "As soon as they transgress, they vested interests will suffer and they can only modestly bow to the system."
"The survey shows that Chinese citizens are basing their political judgments and political behaviours less on ethics and idealism, and more on safeguarding their personal interests," Zhang said.
For 15.3 per cent of those surveyed, the idea of democracy meant regular elections and selecting national leaders through multiparty competition. About 67 per cent said they had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s.
People beyond their 40s and 50s tended to lean more to the left than younger people, who tended to be at the centre and the right. More educated people also tended to be more at the centre and the right.
Joseph Cheng Yu-shek, a political scientist at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aid the poll accurately reflected the changing attitudes on the mainland towards politics.
"Leftists are not necessarily Marxists," he said. "They want to see a more equitabl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But "people have become more cynical. They are less inclined to take an active part politically and tend to concentrate on improving living standards", said Cheng. "If you are extremely unhappy, you just try to emigrate."
03/05/2013 | 石岩｜南方周末
一些在知识阶层看来左的、脱离时代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力。
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应当贯彻到政治领域中。心平气和、波澜不惊地去做，也不需要宣布。
“大作已阅，很多地方值得商榷，与兄私下交流，座谈会先请假。”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政治文化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张明澍，刚出了本新书《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4月18日邀请一些知识界的朋友座谈，没料到会议还没开始，他就收到了这个短信，一个朋友不来了，估计对他的观点有不同意见。
这本书由中国社科院的一个重点科研项目“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扩展而来。张明澍2011年进行了这一调查，希望勾勒出中国公民对民主的主观愿望。2012年，他通过数据分析、比对，得出一些让他自己都感到意外的结论——
如果以左、中、右划分中国人对民主的看法，左的占38.1%，中间化立场的51.5%，右的8%。
中国人想要的民主，德治优先于法治；解决反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问题优先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重视实质和内容优先于重视形式和程序；协商优于表决。中国人想要中国自己的而不是外国的民主。
以更技术化、更具体的指标来勾勒中国人嬗变中的民主观，张明澍发现：中国人的政治态度出现中间化趋势；政治的潜在参与到实际参与之间存在一条鸿沟；理想主义的政治参与正在向现实主义的政治参与转变；在政治观方面，“60后”（即1960年到1969年出生的人）是由“左”向“中”和“右”转变的转折点。
这不是张明澍第一次做“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研”。他上一次做同题调研是在1988年。当时正值十三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任务不久，时年33岁的张明澍于1989年4月完成了“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1994年扩展成专著《中国“政治人”》。于光远为该书作序。
为了对比两个时代中国公民政治素质的变化，2011年的调查中，30道调查题目中有20道与1988年调查时基本一样。
调查和问卷颇具中国特色——调查的关键词“民主”，这一源自西方的概念被转化成“本土化”的具体问题，例如在你所生活的城市中，你认为最重要的领导人是？有人写过一篇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你觉得民主好不好？等等。
由于调查样本要反映全国情况，调查机构在全国四类城市——直辖市及特大城市、省级及副省级城市、地级市、县及县级市中，随机抽取北京、深圳、孝感、榆林做随机入户调查。对象锁定在“18周岁以上的在城镇生活的公民”，样本数量1750人次，并通过技术手段，保证受调查对象的人口统计学指标——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等，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调查资料基本相同。
左、中、右会不会“对撞”？
南方周末：这次调查跟1988年相比，学术环境和社会大环境有什么变化？
张明澍：1988年的调查到1989年4月已经完成。当时十三大刚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次调查比上次稍微谨慎一点。我对自己的要求是，最多贴到体制内的边，不过线。
南方周末：这次调查的20个问题跟1988年的调查一样，10个新问题主要是针对哪些方面？
张明澍：问卷一共分为三部分：政治观念、政治参与和政治知识。新增问题主要针对政治观念。政治参与和政治知识这个部分，跟以前几乎一样。比如遇到不合理的事情，你是愿意游行、向单位领导反映，还是向人民代表、向媒体反映。1988年调查就这几个选择。这次增加了网络。
南方周末：对相同的问题，两次调查结果差异最大的是？
张明澍：这次有新的关注点：特别关注左中右划分。结果显示：右的比例低，左的比例高，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跟着主流媒体导向走，这三点很出乎我的意料。1988年的调查中，受调查对象的西方化程度比现在明显高很多。当时刚改革开放，社会对西方的东西是一种拥抱的姿态。
反观这次，我们发现：一些在知识阶层看来左的、脱离时代的观点，事实上在社会上有相当影响力。按照调查数据，当今中国社会的左派占38.1%，中间派占51.5%，右派占8%。这让我感到意外。但你冷静地去观察你身边，不要只往知识分子里面套，到你自己的家乡去，到街头去，你会发现这个比例是基本准确的。
南方周末：某一类人在人口统计学意义上所占比例，跟这类人的实际影响力是否一样？
张明澍：项目结项时，学者杨东平说：这个社会，知识分子的影响力还是更大些。我老婆也说：不同人群的权重不一样。
南方周末：你认为，你调查所显示的38%的左派、51%的中派和8%的右派会形成“对撞”吗？
张明澍：调查显示，政治观念上的自由主义倾向（即右派倾向）跟受教育程度有一点正相关。但同时受教育程度越高，也越有可能接受温和务实的观念。所以我们可以粗略地说，文化程度较高的人比较倾向政治上的中派或右派。
有一个词我们常说：犬儒主义。但我老没弄懂这个词，我查了好多书，但都说得模模糊糊。后来终于查到一个说到点子上的——犬儒主义实际上是两种倾向：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的时候，他是儒；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的时候，他狗那一面就出来了。用这个词去描述中国主流知识分子的现状，我觉得是对的。
今天的主流知识分子，基本都是既得利益者。他稍微有一点出轨，既得利益马上受到损害，只能温和地配合体制。
知识阶层和社会其他阶层会不会发生观念上的“对撞”？主动权还是在决策层。决策层应该既从知识分子那里了解一些东西，也从下层了解些东西，做出综合考量。
南方周末：你的调查结果显示，政治上的中间派占很大比重。你认为，这和中产阶级的成长有很大关系。但在中国，什么样的人叫中产阶级，到底有多少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在政治上的态度是激进还是比较保守，学界依然争论不休。是否可以说，中国的“政治中间派”也是一个变数极高的群体？
张明澍：对。这次我们把认同“民主好不好，要看适不适合中国国情，不能把美国和中国简单比较”的人认定为“中派”。但“中派”里更具体的划分我们并没做，凭经验可以想见，“中派”里有一部分人确实是跟着主流媒体走的——“民主好不好，要看适不适合中国国情”基本就是主流媒体的语汇；也有一部分人对现状不满，但怕乱，希望有比较温和的改革。
事实上，决策层大致上就站在中间，在有的问题上偏右一点，有的问题上偏左一点，起一个模糊的调节作用，不会让这个社会再次陷入左和右的尖锐冲突中。
悲观？乐观？
南方周末：你的调查，不同的数据之间会形成有趣的对照。如认可“民主就是一个国家要定期举行选举，并且通过几个政党竞争选出国家领导人”的受调查者，仅占样本总量的15.3%。但有67.1%的受调查者对政治参与持肯定态度，35.2%的受调查者在很多事情上能想到让政府负责。是不是说明，中国人的政治观念和公民意识之间存在某种错位？
张明澍：推动中国公民民主意识的是两个方向的力量：一是政府主动引导公民去认识政治下面的物质利益逻辑，引导公民以温和的、守规则的政治参与来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方面目前做得不好，导致大多数公民对政治的认识还停留在伦理主义而非科学主义层面上。如认为德治优于法治；在选拔领导人的时候，把廉洁奉公和作风正派排在遵守法律前面；认为解决腐败和群众监督政府的问题优于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
伦理主义政治文化比较容易导致激情型的政治参与（如因钓鱼岛事件砸日本车），但不容易形成持久的、稳健有序的政治参与。
另一个力量是市场化改革。调查显示，中国公民从伦理主义、理想主义角度出发的政治判断及相应政治行为的数量在降低，而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的政治行为的数量上升。
南方周末：调查报告中提出了“60后”和“倒60后”定律：在政治意识上，1960年后出生的人更为积极，但他们却不愿意花时间进行政治参与。这是个让人颇感悲观的结论。
张明澍：我也没有料到这个结果。可能跟年轻人愿接受新思想，但不愿意投入精力去实践有很大关系。这个跟西方真的截然不同。西方国家中，到高中，年轻人基本上已经有了自我组织、自我管理的意识了。
这跟教育有很大关系。我曾对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小学生守则。中国小学生守则，第一条是“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国共产党”，第二条是“遵守法律法规，增强法律意识。遵守校规校纪，遵守社会公德”。英国的小学生守则第一条：“平安成长比成功更重要”，第二条：“背心、裤衩覆盖的地方不许别人摸”。日本小学生守则前两条：“不迟到；进校后不随便外出。”“听到集合信号时，迅速在指定场所列队；进教室开门要轻；在走廊和楼梯上保持安静，靠右行”。在别的国家，公民教育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做起的，而中国公民教育是由大而抽象的原则堆积而成的。
南方周末：在回答“中国人想要什么样的民主时”，你提出的观点是：中国人认为民主的内容和实质优先于形式和程序。没有形式和程序的“内容”和“实质”究竟指什么？
张明澍：这正是我要说的，中国的伦理主义政治文化重实质。2001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李铁映出版了《论民主》一书，书中对民主是什么的回答就是一句话：“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此前一年，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参与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民主社区”成立，成员国签署了《华沙宣言》。宣言解释“民主”的办法，是一条一条地列举出民主的条件，比如“人人皆有平等权利充当公务员”等，满足这些条件，就是民主，而满足其中一些条件，就是实现民主的过程。
我们常说代表人民的利益，但“人民”这个概念很模糊。比如公安局把我抓了，我说，我是人民当家作主，你抓我干什么？人家说，你能代表人民吗？一句话就让你哑口无言了。
南方周末：提到未来的改革方向，你在书中以向邻居学习为例：一家人想要过好日子，应该向比他们过得好的邻居学习。
张明澍：对，左看右看，往比你过得好的邻居那边看。有人担心“照搬”，其实没有任何人能够“照搬”别人的经验。
提到改革，现在有各种说法：“顶层设计说”、“摸着石头过河说”、“突破口说”。我觉得关键是有没有决心和责任感要改。如果要改，这个社会就像自行车的链条一样，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成为突破口，你从任何一环着手，都会让整根链条动起来。如果不想改，寻找什么突破口都没有意义。
我们在经济领域说“白猫黑猫，逮到老鼠就是好猫”，实事求是的原则也应当贯彻到政治领域中。心平气和、波澜不惊地去做，也不需要宣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