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钓鱼岛主权危机与日美同盟关系

作者:朱凤岚 《中国周边安全形势评估》(2013
2012911日,日本政府不顾中方一再的强烈反对和严正抗议,与钓鱼岛岛主栗原家族签署岛屿买卖合同,强行推动钓鱼岛国有化进程。日本政府因误读搁置争议原则、媒体舆论误导国民对钓鱼岛史实的正确认识以及日本外交误判中方的激烈反应,从而引发中日钓鱼岛主权严重危机。鉴于中日双方对钓鱼岛主权的强硬立场以及日美同盟关系的存在,中日钓鱼岛主权危机将会长期持续,其未来走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继2010年9月福建渔民詹其雄在钓鱼岛附近海域遭到日本海上保安厅船只驱赶和撞击并被押解到冲绳,引发“钓鱼岛撞船事件”以来,中日两国同时提升了对钓鱼岛主权控制关注度和敏感度。2010年10月,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首次公开表示要购买钓鱼岛,经过精心筹备耐心劝导,终于说服“私人岛主”转让土地所有权利。2012年4月,石原在美国透露东京都政府正在募集资金决定购买钓鱼岛群岛中的钓鱼岛、南小岛和北小岛。随后,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应由政府购买。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出资20.5亿日元,与“私人岛主”签订“购买”合同。日本在钓鱼岛主权上的一意孤行,遭到了中方强有力回应,钓鱼岛主权争端迅即演变为中日关系中的一场严重危机。本文将在尊重历史事实的基础上,阐述与分析钓鱼岛主权危机的总根源、冲突现状以及未来走向。 

  一、钓鱼岛的历史事实及其主权争端的总根源

  1、钓鱼岛是由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和使用的,这是无可争辩的历史事实

  地理上钓鱼岛距离台湾彭佳屿约140千米,距离日本石垣岛约175千米。早在公元十五世纪、十六世纪,中国的许多官方文件上就出现了有关钓鱼岛的记载。例如,中国在1403年的官方文件《顺风相送》中便已有钓鱼岛的名字,这一记录比日本将其命名“尖阁岛”早了480年。关于这一点,中日之间不存在官方争议。

  中日官方争议的主要焦点是:中国大陆和台湾都认为中国在明朝时期不仅最早发现,而且根据明嘉靖十三年(1534年)明朝向琉球派出的第11任册封使陈侃所撰写的《使琉球录》、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编纂的《筹海图编•沿海山沙图》等记载,证实当时已实施了有效主权支配,因此,中方对钓鱼岛群岛早已拥有无可辩驳的主权。

  1556年,郑舜功奉命赴日考察后撰写的《日本一鉴•万里长歌》中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属于台湾:“……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小东”即当时对台湾的称呼),说明中国当时已认定钓鱼岛等岛屿是台湾的附属岛屿。1561年,被喻为“海岸地带学权威”的郑若曾在其《郑开洋杂著》卷一《万里海防图》中,将钓鱼岛、黄尾屿及赤尾屿列入中国版图。

  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清廷迫使郑克塽在澎湖海战投降,康熙帝将台湾划入大清帝国版图,归福建省管辖。是年,清朝第2任册封使汪楫在其《使琉球录》卷五中,对赤屿(属钓鱼岛)和姑米山(属琉球王国)之间的海域有“中外之界”的描述。这是中国在官方正式声明坚称钓鱼岛是本国故有领土的依据。有关钓鱼岛历史上属于中国的论证已如汗牛充栋,在此不作详细考证。 

  日本政府的观点是,中国虽在明朝或更早发现了钓鱼岛,但至甲午战争开始后,日清签订《马关条约》三个月前,即1895年1月,经过日本政府的考察,将钓鱼岛定义为无主地,认为中国只凭先发现或因地理原因并不可作为拥有主权的充分证据,而将钓鱼岛纳入日本版图。

  不过,从1906年奥本海(L.Oppenheim)和1928年(Max Huber)界定的国际法“先占”原则来看,占领一块无主地必须合乎下列五个条件才能成立,即领有的企图、无主地的确认、占领的宣告、占领的行动、实效管辖。而18世纪以前,在国际法上是“发现即占有”的时代。

  2、近代日本对外殖民侵略才是钓鱼岛主权争端的总根源

  日本通过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走上近代化道路,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推行向外侵略扩张政策。一方面“征韩论”酝酿进攻朝鲜, 另一方面亦把侵略矛头对准中国。1870年8月,明治政府派遣柳原前光等人来华探讨与清廷订约通商,李鸿章以“大信不约”四字婉言谢绝,但禁不住柳原等软磨硬泡, 1871年9月13日,清廷与日本签署了中日历史上的第一部条约——《中日修好条规》。 

  然而,就在《中日修好条规》签署后两个月余,1871年11月30日发生了琉球船民被台湾高山族民误杀事件。这本是清政府与琉球间的问题,与日本无关,但是日本却乘机插手,图谋吞并琉球、侵略台湾。1874年4月,明治政府设立“台湾蕃地事务局”,5月7日~6月1日,日本出兵3600人进犯台湾,遭到台湾民众抵抗,加之清廷声援,日本遂急于求和。在英美法三国公使的“调停”下,1874年10月,清廷与日本签署中日《北京专约》,清朝承认“台湾‘生蕃’曾对日本国属民等妄为加害”,日本出兵是“保民义举”;规定日军撤出台湾,赔偿日本白银50万两。 日本侵略中国领土台湾,中国反给予赔偿,日本可算是得到了侵略的彩头。1875年,日本强迫琉球断绝与中国的一切关系,1879年4月4日,日本废琉球藩,改名为冲绳县,完成了吞并琉球的法律手续。

  之后不久,钓鱼岛上出现了标志性事态——日本商人古贺辰四郎向冲绳县申请租用钓鱼岛,以在此岛建立“信天翁”羽毛和海产品加工点。因不确定钓鱼岛之所属,冲绳县厅和明治政府没有立刻批准他的申请。但是,以此为因缘,日本内务省开始密令冲绳县厅对这些岛屿展开调查。根据日本官方档案《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记载,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西村提交调查报告称:“有关调查散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事宜,依先前在京本县大书记官森本所接秘令从事调查,概略如附件。久米岛、久场岛及钓鱼岛为古来本县所称之地方名,……隶属冲绳县一事,不敢有何异议,但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若属同一地方,则显然不仅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仍有所疑虑。” 同年10月21日,日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信中称:“经详细勘察,该等岛屿与业已完成勘查的大东岛相比面积较小,地理上接近清国国境,尤其是清国对各岛已有命名,近日清国报章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对我抱有猜疑,似已引起清政府注意。此时若设国标,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重要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 这说明,日本是清楚这个岛屿是属于清朝的,但他们并未直接与清朝确认,而是准备时机成熟时暗中窃取。

  1894年爆发甲午中日战争,此时对钓鱼岛,明治政府认为完全可以 “见机而作”了。12月27日,日本内务省秘密通告外务省称,关于在“久场岛”(黄尾屿)“鱼钓岛”建标桩一事,虽已下令暂缓,“但今昔形势已殊”,对这些岛屿“需加管理”,故应重议此事。这次外务省未表异议,并称“请按预定计划适当处置”。 于是,不等战争结束,日本政府便于1895年1月14日通过“内阁决议”,将钓鱼岛划归冲绳管辖。然而,对于日本侵占钓鱼岛,清政府却一无所知。1895年4月17日,中日签订《马关条约》,清廷割让台湾全岛及其所有附属岛屿,琉球南部诸岛以及钓鱼岛列屿自然成了日本的囊中之物。尽管如此,自1880年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都没有表示过放弃对这些岛屿的领土主权。 

  日本对钓鱼岛的非法占有并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要把它放到日本近代以来所推行的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大背景中。近代日本的对外扩张政策,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占领岛礁,即所谓的“无主地”。比如,1876年占领小笠原群岛;1891年占领硫黄岛;1898年占领南鸟岛;1900年占领冲大东岛。这些被日本悄悄占领的岛屿,有的已经成为日本的“四至点”之一,有的正在成为日本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延伸外大陆架的基点。为此,今日钓鱼岛问题的现实要与过去日本的侵略历史结合起来分析。遗憾的是,当年被日本占领的那些小岛有的确实是无主地,无人认领,也就让日本捡了个大便宜。而钓鱼岛却不同,它恰恰是有主地。所以,日本要承担盗窃他国领土所应负有的一切责任。

  3、美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力挺日本,模糊钓鱼岛主权归属

  鉴于台湾的地理位置,美国早就有攫取台湾的野心。1853年,美国海军副将佩里(Mathew C.Perry)用铁船大炮打开日本并强迫其签署《日美神奈川条约》后,便把下一个侵占目标锁定为台湾。他向美国政府建议:“我们必须——对一切足以改变中国、日本及更南的国家,特别是台湾的政治及内务的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建议,予以鼓励。美国应该单独地采取这个主动。……台湾的地理位置,使其非常适合于作为美国商业的集散点,从那里,我们可以建立对中国、日本、琉球、交趾支那、柬埔寨、暹罗、菲律宾以及一切位于附近海面的岛屿的交通线。……台湾在海军及路上的有利位置,是值得考虑的另外一点,该岛直接地面对着中国的许多主要商业口岸,只要该岛驻泊足够的海军,它不但可以控制这个口岸,并且可以控制中国海面的东北入口。……” 

  不仅如此,美国还看到了可以在中国、朝鲜和日本的关系里大做文章,以便获取本国利益。1872年10月,美国驻日公使德朗(C.E.Delong)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说:“……因此,我一向认为西方国家的外交代表们的真实政策,应当是鼓励日本采取一种行动路线,使日本政府彻底反对这种主义(指闭关自守或与中朝联盟),使日本朝廷与中国及朝鲜政府相疏隔,使它成为西方列强的一个同盟者。在目前情势下,我深信已经发现了一个执行我这些计划的机会。可能用不着流血,但是,如果要动干戈,可以使那个战争成为把台湾和朝鲜的庄严的领土放在一个同情西方列强的国家的旗帜之下的战争,……使日本从国内混乱中解脱出来,并巩固当今日本天皇的进步和开明的统治。” 

  由此,美国开始怂恿日本侵略台湾。1872年10月24日,德朗会见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并把台湾地图和房屋图片送给日本政府,副岛说:“日本很希望能够取得这个地方,你的看法怎么样?”德朗说:“美国是不占别国土地的,如果友好的国家占有这个地方,这是我们所欢迎的。” 1874年日本决定进攻台湾时,美国军舰蒙诺加赛号(Monocay)停泊在琅桥湾地区声援日本;美国海军副司令日格塞尔参加指挥日本海军;美国陆军副司令华森参加指挥日本陆军。美国参与的其他船舰还有:花旗公司的“New York”号运送日兵三千人赴台湾;美国商船“Shaftsbury”号出售给日本,改名“社寮丸”。此外,美国还把大量枪炮和弹药卖给日本。

  美国在军事上大力帮助日本,但在外交上却采用两面手法,即由美国驻日公使平安(J.A.Bingham)出面,阻拦日本出兵,看似调停者,实则帮助日本敲诈清朝政府,以取得侵略的利益。“美国在1874年日本进攻台湾一役中,美国扮演了一个肮脏阴险的角色,表面装作居间调停,实际作日本的帮凶,使清廷君臣受了骗吃了亏而无所警觉,比它干脆公开站在日本侵略者的一边要阴险得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1946年11月,美国政府发表声明,将琉球、小笠原群岛置于美国的战略托管之下。在美国托管琉球时期间,钓鱼岛被划入了美国的琉球托管区域内,其中,黄尾屿和赤尾屿成为了驻日美军的射击训练基地,美军付租金给该岛登记的主人古贺善次。美国于1972年将琉球的施政权正式交给日本后,对钓鱼岛主权采取暧昧态度,以坐收中日关于钓鱼岛争端之渔利。

  二、日本知觉错误诱发钓鱼岛主权危机

  1、日本误读中方对钓鱼岛的“搁置争议”原则立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至20世纪60年代末,由于美国对日本实施单独占领并对琉球进行托管,钓鱼岛作为孤悬于东海洋面上的无人小岛,无论是在中日之间,还是在日台之间都没有以领土主权争端的方式突显出来。但是进入70年代,由于东海海域(特别是钓鱼岛周边海域)油气资源的被发现,以及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关于大陆架、专属经济区以及岛屿制度等海洋权益的激烈争论,诱发周边国家(地区)对东海权益和海洋资源的渴求与争夺,钓鱼岛首当其冲成为争夺焦点。

  钓鱼岛领土主权归属争端首先在日台之间爆发。1970年下半年,日本通产省制定了在东海大陆架南部勘察油气资源的五年规划,并相继批准日本帝国石油等多家民营企业在钓鱼岛周边海域设定“石油开采矿区”。随后,台湾行政院于1970年10月15日亦宣布划定东海海域“五大海域石油矿保留区”,将钓鱼岛包括在内,对此,日本照会台湾,表示不满。

  同一时间,由于日美达成归还冲绳协议,引发全球华人的保钓运动。1971年1月,由港台澳及大陆组成的2500名中国留学生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外举行保钓示威。是年6月11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关于琉球群岛与钓鱼台列屿问题的声明》,。该声明对日美不顾《开罗宣言》和《波斯坦公告》的有关规定将琉球群岛交还日本至为不满,并强调钓鱼台列屿附属台湾省,构成中华民国领土之一部分,云云。日美两国合伙制造的“归还”冲绳给日本的骗局,也激起了大陆中国人的极大愤慨,1971年12月30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关于钓鱼岛所有权的声明》,强调钓鱼岛等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表达了“中国人民一定要收复钓鱼岛等台湾的附属岛屿”的决心。 日本亦不示弱,1972年1月4日,当时的日本外相福田赳夫于召开记者会,称“‘尖阁列岛’无论从历史上还是从条约上看,是日本固有领土,这点没有任何怀疑。”随即日本外务省于1972年3月8日发布《“尖阁诸岛”所有权问题的基本见解》,强调了钓鱼岛编入日本国领土的经过。一时间,中、日、台三方围绕钓鱼岛主权争端进入空前的口水战。

  不过,对于刚刚在联合国取代台湾国民党政府获得合法席位的新中国而言,最迫切的是恢复国际威望,与周边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所以,对领土纠纷问题提出了“搁置争议”的权宜之策。1972年9月,田中角荣访华时向周恩来总理探寻中方对“尖阁岛”的态度,周总理说:“这个问题我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田中说: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 1974年10月3日,邓小平首次对日中友协访华团明确了中国对钓鱼岛主权问题采取搁置的态度。他说:“谈判(和平友好条约)时,钓鱼岛主权问题最好搁置起来。这个问题一提出来,恐怕几年也解决不了。” 1978年10月25日,邓小平访日并出席日本记者招待会,一位日本记者提问了“尖阁列岛”问题。当时,邓小平非常轻松地回答:“‘尖阁列岛’,我们叫钓鱼岛,这个名字我们叫法不同,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我们双方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这次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时候,双方也约定不涉及这一问题。倒是有些人想在这个问题上挑一些刺,来障碍中日关系的发展。我们认为两国政府把这个问题避开是比较明智的,这样的问题放一下不要紧,等10年也没关系。我们这一代缺少智慧,谈这个问题达不成一致意见,下一代比我们聪明,一定会找到彼此都能接受的方法。” 

  新中国两代领导人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对钓鱼岛提出“搁置争议”原则后,可以看到,在整个70年代乃至90年代,中方在钓鱼岛问题上,绝对算是恪守原则的典范,对于民间的保钓行为也是采取谨慎低调姿态。

  然而,日本政府是如何理解和对待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呢?其时,已成为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在1978年10月国会答辩时称,“中方提出搁置,正好为我们实效控制‘尖阁诸岛’争取了时间”。由此,日本政府便开始“默契”地纵容由石原慎太郎组织的“青岚会”右翼团体登岛修工事、建灯塔、树国旗,对钓鱼岛有计划按步骤地加强实际控制。1979年5、6月间,日本右翼团体在钓鱼岛上修建临时直升机场。1981年7月,日本派出调查团和测量船对钓鱼岛周围渔场进行调查;1988年8月日本右翼团体“日本青年社”到钓鱼岛设立了灯塔。1996年,日本加入《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开始主张以钓鱼岛为划分大陆架与专属经济区的基点。该年7月和9月“日本青年社”两次登上钓鱼岛设置灯塔,并试图让灯塔列于海图;8月右翼团体“尖阁列岛防卫协会”在岛上竖起一块长3米、宽2米画有太阳旗的木制牌;与此同时,桥本龙太朗内阁外相池田行彦宣称:“‘尖阁列岛’是日本故有领土,不存在与中国的领土纠纷问题。”1998年5月,日本众议员西村真悟登岛进行所谓“行政考察”和“慰灵祭”活动;1999年9月5日,3名日本右翼团体成员登上钓鱼岛更换灯塔电池;2000年4月20日右翼分子在钓鱼岛上建了一座神社;2003年8月又有右翼团体成员登上钓鱼岛。2005年2月,小泉纯一郎内阁时期趁中国举国过除夕之际,宣布钓鱼岛设置的灯塔“收归国有”,并把18名日本国民的户籍登记在钓鱼岛上。

  从以上罗列的事实可以看出,中方提出的“搁置争议”早已被日本单方面曲解为“间接放弃”;中方错误地认为日本也会向自己一样对钓鱼岛主权保持“搁置”,哪曾想在日本高层从来没人承认过钓鱼岛存在主权争端。当然,这是盗窃者的一贯伎俩。不过,中方出于好意提出的“搁置争议”,在具体实践过程中也成为了一种束缚,具体表现在对日本在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的实际动作,只能是停留在口头谴责和强烈抗议上。

  2、日本媒体和舆论误导国民对钓鱼岛主权史实的正确认识

  根据笔者的相关研究, 这一轮的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升级的起点应该追溯到2004年。是年5月28日,《东京新闻》刊载的一篇报道称,“中国正在开采的‘春晓’天然油气田群距离日本主张的‘中间线’只有5公里,与1998年建成投产的‘平湖’油田相比,向日本方向推进了65公里”,并惊呼“中国的油气田会像吸管一样,把原属日本的油气资源吸走挖空”、“应密切关注中国向东海扩张的动向”。一时间,《产经新闻》、《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等日本有影响的媒体都把关注点聚焦东海海域,且无一例外地指责中国“企图独占东海海底资源”,要求政府“加强危机意识,从根本上调整海洋战略,必须采取断然措施应对中国在东海海域开采油气事件,捍卫日本的海洋权益”。在日方媒体和舆论的大肆炒作下,中日东海问题迅速上升到官方层面,而东海争端问题中最敏感的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再一次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2012年4月,石原慎太郎公布东京都“购买钓鱼岛”方案后,日本主流媒体和舆论不辨识钓鱼岛领土主权之所归属,而是本末倒置大肆辩论采取哪种方式购买更为妥帖。《朝日新闻》率先对“国有化”政策喝彩叫好,在野田首相还没有正式宣布“国有化”决定之前,该报就发表评论称:如果是国家购岛,还说得过去。在野田内阁决定购岛之后,该报又发表社论“劝导”中国从长远来看,(国家购岛)对中国也是有利的,简单的道理是与其让右翼政客石原借题闹事,不如由日本国中央政府管理来得更为和平和稳定。日本媒体的这种舆论误导,显然是在钓鱼岛不存在主权争端问题的前提下推演的,其危害是进一步分散了日本民众对钓鱼岛主权存在争端的事实辨识能力。

  在日本9月11日“购岛”之后,面对中国政府和各地民众的强烈反应,日本主流媒体每天都用大量篇幅报导有多少中国海监船与多少渔船入侵日本领土和领海;每天不厌其烦地单方面报导日本厂商如何受中国“暴民”欺压。为了吸引观众,日本媒体总是把自己塑造成受害者,刻意突出“反日”群众“暴徒化”的行为,而对于中国国内民众缘何如此愤怒、激烈抗议的事实真相缺乏背景解释和说明。《读卖新闻》的社论把中国反日游行归咎于“爱国主义教育”,《东京新闻》更是“警告”中国:“利用爱国意识煽动反日是十分危险的,从大局着眼,也不符合中国领导层的利益。”《东京新闻》的一篇专栏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如果不把反日情绪镇静下来,(中国)自己也会被自己培育出来的怪物从内部腐蚀与破坏。中国领导层对这种恐怖后果应该是十分清楚的。”

  日本媒体对钓鱼岛主权争端事实不分青红皂白大肆渲染和误导,诱发日本民众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厌恶情绪。日本经济新闻驻华记者森安健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日本人几乎都认为,这一轮中日关系的紧张情绪,全是因中国人而起。日本媒体不断将时局描述成攸关生死的议题,误导两国民众情感对立。 而国民之间的感情对立和相互不信任,必将会严重影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3、日本外交误判中方对“购岛”的激烈反应

  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日本却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悍然越过中日双方长期以来默认的立场底线,使钓鱼岛主权陷入战后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我们可以透由日本在钓鱼岛主权争端问题上的几个关键性动作,来检验一下日本是如何有计划按步骤地挑起这场危机的。

  2012年4月17日,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时透露,东京都正在推进购买“尖阁列岛”的计划。石原慎太郎选择在这一天在美国宣布此事,可谓用心良苦。因为,1996年的这一天,是日美两国重新定义同盟关系——日本首相桥本龙太朗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签署《日美安保条约》的日子,也是日美安保条约由两国的双边协定质变为共同关注与防卫“周边事务”、将两国的假想敌苏联转变为中国的重要里程碑。

  7月7日,是中日关系史上一个甚为敏感的日子——1937年的这一天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日本政界一向有“7月7日涉及到日中关系的发言要慎重”的说法。但是为了争夺钓鱼岛主权,日本首相野田佳彦全然不顾这个敏感日子,在地震灾区福岛县会见记者团时,一方面表示日中之间不存在领土争端问题,另一方面宣布中央政府已经做出“购买钓鱼岛”(即“国有化”)的决定。

  2012年9月11日,野田佳彦与钓鱼岛的“私人岛主”签署“购岛”合约,而一般人都知道,这一天是美国纽约世贸中心遭受恐怖分子袭击导致严重伤亡的日子。当然,对于日本来说,正是利用“9.11”反恐名义,通过了诸多为自卫队松绑的政策和法令,为此“9.11”也成为战后日本军队借船出海、走出国门的重要日子。

  选择这样三个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时间点(小泉纯一郎执政时期,曾在2005年中国人的除夕之夜,宣布用国库资金租用钓鱼岛),这样的选择是有意安排?还是历史巧合?恐怕只有当事人心中最为清楚。但是,从东京都知事与日本首相主演的这幕“购买钓鱼岛”双簧剧的结果来推测,不能不说日本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在把钓鱼岛主权合法化为本国领土的“默契配合”。然而,这种超常规的作法显然是太过低估了中国政府和国民捍卫钓鱼岛的决心与意志。

  首先,中国政要与有关部门使用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甚为严厉的言词进行了回应。2012年4月17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刘为民表示,“日本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采取任何单方面举措都是非法和无效的,都不能改变这些岛屿属于中国的事实。”7月7日,刘为民说:“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对此拥有无可争辩的历史和法理依据。中国的神圣领土绝不允许任何人拿来买卖。中国政府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主权。”9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外交学院讲话时表示:“中国政府和人民比任何人都珍惜来之不易的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即使在及其艰难的情况下,也是铮铮铁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在主权和领土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绝不会退让半步。”同一天,外交部长杨洁篪召见日本大使提出强烈抗议,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中国政府不会坐视领土主权受到侵犯,如果日方一意孤行,由此造成的一切严重后果只能由日方承担。”9月11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耿雁生表示:“日本近年以种种借口扩充军备,频频制造地区紧张局势,接连在钓鱼岛问题上制造事端,值得亚洲近邻和国际社会高度警惕。”10月11日,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在记者会上就日本外相玄叶光一郎提出中国出版的《世界地图册》问题时说:“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如此重大严肃的问题上,用一些支离破碎的材料来佐证自己的立场,只能证明日本从未合法拥有过对钓鱼岛的主权。关于日本利用甲午战争窃取钓鱼岛的历史经纬,中国两国学者都做过详实严谨的论述,日本自己的官方史料也可以构成明白无误的旁证,日方对此视而不见、避而不提,反而为日本在历史上通过战争手段进行侵略扩张张目,这完全是‘强盗逻辑’” 

  其次,相关部门陆续完成了捍卫钓鱼岛主权的法律手续。9月10日,中国政府公布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基线;9月11日,国家海洋局印发《领海基点保护范围选划与保护办法》;9月13日,中国向联合国秘书长交存领海基点基线坐标表和海图;9月15日,国家海洋局公布钓鱼岛及其部分附属岛屿的标准地名和地理坐标;9月16日,中国决定提交东海部分海域二百海里以外大陆架划界案,自然延伸到琉球群岛海槽。9月25日,国务院新闻办发表《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白皮书,详细披露了日本吞并琉球群岛、台湾岛、钓鱼岛的历史过程。

  第三,中国海监以实际行动实现常态化巡航钓鱼岛附近海域。2012年9月11日,中国海监船46和海监49抵达钓鱼岛附近海域巡航,展开宣示主权行动。9月14日,中国海监50、15、26、27和中国海监51、66,抵达钓鱼岛及其附属海域,进行维权巡航执法。10月3日,为应对日本右翼势力陆续闯入钓鱼岛海域,中国海监50、15、26、27船开始往钓鱼岛毗连区巡航宣示主权。2012年9月18日、24日、25日,10月2日、3日、25日、28日、30日,11月2日、3日、4日、20日,中国海监船连续驶入钓鱼岛领海进行例行维权巡航,并对监视的日本巡逻舰实行驱离措施。

  第四,中国军方进行多次联合演习,海军编队多次穿越冲绳群岛。2012年9月,中国四大军区、东海舰队相继开展海上军事演习,特别是南京军区在全军举行首个为期20多天的海陆空三军联合作战实兵演习,重点是两栖攻击和登陆训练。期间,即使遭遇台风,演习也没停止。济南军区某部在黄海一个无人岛上,演练侦察兵登岛对抗等一系列特战技能。广州军区在东南沿海某地域,展开了实兵自主对抗演练,主题是“登陆和反登陆”。 10月,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多次经过冲绳海域,从太平洋进入东海海域。11月28日,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分批通过宫古海峡,进入西太平洋海域,开展例行性训练,以向世人宣示中国军队有能力、有信心保卫钓鱼岛。

  第五,中日高层互访、人员交流乃至经济合作项目全面中断;中国内地、港台澳以及海外华人分别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高唱国歌,抵制日货,抗议日本政府收购钓鱼岛。此外,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童增用书面文书向国家海洋局海岛管理办公室申请租赁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用于旅游资源的开发。企业家陈光标更是在美国《纽约时报》用中文和英文刊登半版广告,申明钓鱼岛属于中国,并且呼吁美国政府和各界人士谴责日本的挑衅行为。

  日本右翼势力以及日本政府之所以会低估钓鱼岛“国有化”的严重性和中国政府、民众乃至海外华人华侨坚决保卫钓鱼岛的决心,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不承认近代以来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事实,缺乏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和负罪感,不懂得尊重他国的民族尊严和民众感情,而仅仅把钓鱼岛简单地理解为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然而,对中国而言,钓鱼岛是日本发动对华侵略扩张的甲午战争中窃取的,日本战败投降时同意放弃先前以武力或贪欲所攫取的全部土地,钓鱼岛理所当然是其中的一部分。因此,这一领土主权争端直接关系到中国等亚洲国家当年横遭日本铁蹄蹂躏的悲情,直接关系到日本能否反省长达半个世纪的侵略扩张罪行,直接关系到日本是否接受第二次世界大战无条件投降的结局。 

  三、美国因素与钓鱼岛主权危机的走向

  尽管日本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的“国有化”行动遭到了中方的强烈抗议和坚决反制,但是,一个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钓鱼岛的管辖权已经由“私有”转移到了日本政府,这是一种主权领有地位的根本性质变化。这一变化的结果将是,再过若干年后,日本在钓鱼岛上驻军、建港口或设置灯塔等设施,即都是符合日本国内相关法律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再发生外部海船进入界内事件,日本则可以根据国内法律将其升级为等同日本国境线内的入侵行动,那时候,日本将会行使不是驱逐而是悍然击沉的权利。有鉴于钓鱼岛“国有化”带来的这些重大后果,中方绝不会任由发展、坐视不动。

  钓鱼岛如果作为一种单纯的领土主权归属问题引发的“危机”,应该不会持续太久。但是,如前所述,钓鱼岛主权问题的根源在于日本的殖民侵略以及美国的模糊偏袒,它所关涉的民族感情和复杂关系已经远远该座小岛本身。国际争端理论认为,争端涉及的因素越多,妥协的回旋余地就会越小,解决的难度则会越大。鉴于钓鱼岛主权争端的复杂性,此“问题”却绝非短期内能解决,未来走向具有极强的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中日两国的政策取向和实际行动,当然还与美国因素有关。

  1、日本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对中国妥协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中日在东海海域保持紧张对峙将成为一种常态。

  从岛国日本的生存环境看,日本自古以来视土地为生命。看一看日本的地理地形,不难想象隐藏于日本国民心中的“狭隘的领土意识”。一个四面环海,陆地领土面积大致与中国云南省相当,且山岳地带占国土四分之三的岛国,却生活着1.2亿人口。由于人口拥挤、国土狭小,再加上争强好胜的国民性格,可以说每一个日本人都在为确保自身的领地而努力挣扎和奋斗着。

  这种“狭隘的领土意识”,曾经“鞭策”日本在近代向周边大举侵略扩张,也由此导致日本与三大邻国都存在岛屿主权争端。从历史上看,北方四岛在很长时期内曾经被日本所占有,但美国以劝说苏联对日开战为条件,答应待日本投降后将北方四岛划归苏联,是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苏联占领了北方四岛。但在1951年9月日美签署的《旧金山和约》中,美国在北方四岛问题上故意采取了暧昧的表述方法,以使日苏关系持续恶化,从中牵制。而日本与韩国之间的竹岛(独岛),日本称在1905年便编入岛根县。但是由于日本战败,韩国民众在1952年用武力赶走岛上驻扎的日本人,开始实际控制该岛至今。据统计,在1952年至1965年韩日实现邦交正常化的13年间,共有328艘日本渔船被韩国扣押,3929名日本人被扣留,其中死亡44人,1965年以后,此类事件才有所好转。日本在现存的三大领土争端中,唯有对钓鱼岛进行着“实际控制”,占据着主动,这也是日本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异常强硬的心理分析。在此情形下,如果想劝说日本把已经牢牢控制着的钓鱼岛拱手交托出来,哪怕是稍稍妥协一点,恐怕都比登天还难。

  为此,中国要想改变被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只有两条路可走:要么采取强硬策略,发动一场小规模战争进行武力夺岛;要么采取迂回策略,不理会日本而全力游说美国。前者要等到中国真正成为亚洲霸权,获得亚洲的主导地位,突袭钓鱼岛成功,夺回该岛主权。不过,这样做也有很大风险,即使完全成功夺回钓鱼岛,将来如何守住也会是个大问题,因为日本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而后者尽管不容易做到但是可行的,因为之前中国曾积累了在黄岩岛主权争端的经验,即通过美国向菲律宾施压,缓解了菲律宾方面的国际行动。不过,菲律宾又毕竟不同于日本,同时美国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存在度也不同于黄岩岛(无论中国承认与否,某种程度上,钓鱼岛实际上是日美共同协防的目标),中国要劝说美国说服日本放弃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需要惊人的智慧与善巧。

  2、短期内钓鱼岛主权危机暂缓,但不排除未来一段时间内发生局部或全面冲突。

  钓鱼岛领土主权问题无论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已经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议题。本次钓鱼岛主权危机正好发生在中日两国政权更迭交替的时节点上,也就是说,两国在未能化解钓鱼岛危机的情况下,先后进行领导人改选,这意味着解决钓鱼岛问题要由双方的新领导层来处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席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强调,“坚决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持军事斗争准备的龙头地位不动摇,全面提高信息化条件下威慑和实战能力,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展现中国新一代领导集体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的决心。

  另一方面,从日本角度看,日本政府的图谋是永久性实效占领钓鱼岛,这次日本政府从将钓鱼岛的管辖权从个人手中接过来,实质是为其一贯主张的“实效取得领土原则”做铺垫,也是变非法为合法的一种重要手续。国际法上的所谓“实效原则”,其客体既不是指本国的固有领土,也不是以先占原则占领的无主地,而是指别国领土;取得的主体必须是国家,而非个人或地方政府。如果一国政府对别国领土通过和平、稳定、有效而不间断地占领和管辖,倘若50年未遇到有效反对,在国际法上它拥有这块土地的理由就很充分。应该看到,日本政府无论谁执政,都会将“国有化”贯彻到底,因为唯有此才能以“实效原则”达到永久占领,而这是石原慎太郎等个人或是地方政府无法办到的。

  目前,日本国内大选进程已经进入白热化,主要政党的选举纲领陆续公布,其共性都是要强化维护领土主权。今年9月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获胜的安倍晋三前首相是自民党右派的代表性人物。对于这次大选,安倍已经将其定位为“重建日本经济和外交防卫的选举”。尽管选举尚未进行,但安倍的表现似乎给人一种已夺回了政权的感觉。安倍晋三曾经在2006年9月小泉纯一郎首相下台后成为首相,那时候,他高举“美丽的日本”这杆大旗,发誓要进行修改和平宪法等“宏图大志”,但是,没等完成志愿,便在一年后因身体原因辞职了。因此,很明显,如果这次他能再次获得政权,定会如法炮制之前的做法。具体到钓鱼岛问题,安倍的立场向来异常强硬,他一直主张“中日之间不存在领土问题”。2012年10月17日,安倍在会见美国副国务卿伯恩斯时称,“绝对不会向中国退让一毫米的土地”,并希望伯恩斯把他的这一想法准确地转告给中国方面。 11月29日,安倍在东京街头演说表示,为强化对钓鱼岛的防卫,有必要将海上自卫队的退役军舰移交给海上保安厅作为巡视船使用,同时将海上自卫队预备役自卫队编入海上保安厅,以强化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除自民党的安倍晋三以外,刚刚组建日本维新会的石原慎太郎也表示要参与竞选并发表了竞选纲领,宣称将把钓鱼岛主权问题交由国际法院裁决。不过,石原认为自己没有把握获胜。石原是日本“国有化”钓鱼岛的始作俑者,对中国甚为傲慢和蔑视,尽管他无望获取政权,但其“反复无常”的暴走个性,会促使他仍会会义无反顾地推行鹰派做法。此外,日本维新会代表、大阪市长桥下彻也扬言,“冲绳县警察应该驻守钓鱼岛,修建船舶码头,(日本政府)真是太没出息了。”

  总之,日本无论今后哪个党派执政、无论谁上台把握政权,都会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也可以想见,中日之间在钓鱼岛主权问题相互强硬、敌视的势能积累到一定程度,将极有可能发生局部乃至全面冲突。

  3、从日本的国家战略发展取向和地区关系来看,日本借助钓鱼岛问题,进一步加强日美同盟关系的可能性非常大。日美同盟关系原本在2009年日本民主党上台后遇到了巨大的内在挑战,但随着近年来东亚安全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特别是通过2010年的天安舰事件、延坪岛炮击事件、中日钓鱼岛撞船事件以及2011年的3.11东日本大震灾等,日美两国关系得到了修复和改善。2012年4月,日美发表题为“面向未来的共同蓝图”的联合声明,确认美日两国将加强防卫合作,并具体落实2010年日本制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提出的构筑“动态防卫力”和美国重视亚太地区的新国防战略。日本共同社认为,日美发表的联合声明意图在于牵制在军事领域不断崛起的中国,深化日美同盟以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 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敢于采取主动挑衅中国的姿态,就是认为背后有美国撑腰,认为美国对中国的遏制战略长期不会改变,甚至认为可以借助钓鱼岛问题,构筑更紧密的日美同盟关系。以致于石原慎太郎竟狂妄到可以在《华尔街日报》刊载广告称“如果不支持挑战中国的亚洲各国,美国将失去整个太平洋”。 从历史上美国对钓鱼岛问题的介入和利用,到现实美国对钓鱼岛“国有化”举措的偏袒,中国要想顺利改变日本实际控制钓鱼岛的现状,主客观上不得不受制于日美同盟关系的影响。

  总之,在钓鱼岛主权问题上,中国的态度愈强硬,日本也必然会以同样强硬的态度进行反击。中日两国之间这样无休止地恶性循环对峙下去,不但会使来之不易的双边正常关系遭到重创,而且会大大损耗两国的人力物力财力。“和则利,斗则伤”这虽然是老生常谈,但是,鉴于在近期和将来一段时期内中国解决钓鱼岛问题面临着的巨大困难,笔者认为,外交手段仍然是解决钓鱼岛争端的优先途径。中方应主动从中日双边外交谈判中探寻突破口,特别是应把东海问题磋商机制作为可能处理钓鱼岛争端的重要平台。此外,如何进一步加强对钓鱼岛主权更有效的法律保护和持续维权行动、争取在钓鱼岛主权争端中减少无端损耗、变被动应对为灵活出击,仍是中国应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On 11 September 2012,the Japanese government signed "the islands purchase deal" with the Kurihara family, the "owner" of the Diaoyu Islands regardless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peated strong opposition and stern protests, and pushed forward forcefully the nationalization process of the Diaoyu Islands.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misread the principle of "shelving the dispute". Public media misled the Japanese people in their right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history of the Diaoyu Islands. Japan misjudged diplomatically the strong reaction from the Chinese side. All these factors sparked off a serious crisi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on the sovereignty of the Diaoyu Islands. In view of the strong positions held by both China and Japan on the issue of the sovereignty of the the Diaoyu Islands as well as the existence of the allianc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Japan, the crisis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ill remain for a long time, and its future trend is hard to predic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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