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谢硙 《国外理论动态》2012年第11期
1.
美国是否真的如同目前许多人似乎相信的那样正处于衰落之中？或者，美国人是否因为出于对自身权力衰弱的臆想所导致的恐惧而处于主动削减自身巨大权力的危险之中？很多大事的走向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当今的世界秩序有着如下特点：数量空前的民主国家；史无前例的全球性的巨大繁荣（即使这与当下的危机共存）；大国间长期的和平。而这种世界秩序正是美国的价值观和偏好的体现，这一秩序无论是在政治、经济还是军事等方面，都是凭借美国的力量才得以确立并维持。如果美国的力量走向没落，这种世界秩序也将随之衰败。另一种秩序将取而代之，而它体现的将是其他世界大国的要求和它们的特质；又或者，现今的秩序也许会像20世纪前半叶的欧洲秩序那样，直接走向崩溃。政治学家约翰·伊肯伯里（G. John Ikenberry ）甚至认为，伴随着已衰落的美国，“国际自由主义秩序的根本基础将得以留存并兴旺发展”——很多人都抱有这种信念，然而这不过是令人愉悦的幻觉。美国的衰落如若是真实的，那么对所有人而言这将意味着一个迥然不同的世界。
然而这当中有多少真实的成分？如今大量关于美国衰落的评论建立在非常不严密的分析之上，建立在如下的印象之上：美国已迷失方向，它已抛却那些过往曾使其成功的优势，并缺乏决心去处理它所面临的问题。其他一些国家的经济状况现在已优于美国，这些国家似乎也有着美国曾有的活力。美国人见状，便为之扼腕哀叹：“那正是曾经的我们。”（“That used to be us”，这正是托马斯·弗里德曼新书的题目。）（中文书名译为《昨日辉煌》。——译者注）
2008年以来美国的经济低迷不振，且国家存在巨大的财政赤字，而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及另一些经济体则持续增长——这似乎预示着一场重大而无法逆转的全球经济实力的转移。将上述情况结合在一起考虑，现今关于美国衰落的看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有一些悲观情绪也是出于如下的这种信念，即美国由于其对“9·11”袭击所作出的各种反应，已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失去支持，因而也就失去了影响力。关塔那摩的监狱，针对恐怖嫌犯的拷问手段的使用，以及被广泛谴责的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都已给美国这个“品牌”染上污点，并削弱了美国的“软实力”，即美国吸引他者认同其观点的能力。伊拉克和阿富汗发生了艰苦的战争，很多人争辩说这证明了军事力量的局限性，认为这些战事迫使美国超出其能力所限来行事，且削弱了国家的核心力量。有些人将美国比作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而将伊拉克及阿富汗战争与英国那场艰难而令人泄气的布尔战争相提并论。
有了这种广泛存在的关于衰落的看法作为背景，每一次美国试图在世界上畅所欲为时所遭受的失败，都倾向于强化这种印象。尽管有美国的恳求，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却拒绝达成和解。伊朗和朝鲜则拒绝了美国提出的停止核武器研发计划的要求。中国拒绝让其货币升值。阿拉伯世界的动乱发展至超出美国的控制。每一天，似乎都有这样的证据呈现出来：这些证据表明，美国能够领导世界并让他人为自己服务的时代已然消逝。
尽管这种衰落的感觉也许很强烈，可是，此类感觉应得到更严格的审视。衡量一个国家的相对实力是个棘手的工作，但这其中存在一些基本的指标：相对于其他大国的经济之规模及影响；相较于潜在对手的军事实力之强弱等级；施加于国际体系的政治影响之大小程度——所有这些正构成中国人所谓的“综合国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这当中还有时间的问题。以短短几年内的证据作为判断的立足点，是成问题的。一个大国的败落，是国家间各式权力的分配发生根本变化的结果，而这常发生在一个更长的时间跨度内。大国很少突然衰落。一场战争或许会让它们走下坡路，但这也仅仅通常是一个长期进程中的一个征兆、一次高潮而已。
例如，大英帝国的衰落发生于几十年间。1870年英国占有的全球制造业的份额超过30%。1900年这一数字是20%。到1910年，则低于15%，而当时这完全在新兴的美国之下——美国的份额在同一时期内从20%左右上升到25%以上；这也低于曾在整个19世纪远落后于英国的德国——但德国在20世纪的最初10年赶上并超过了英国。在那段时期的历史进程中，英国的海军从举世无双的海洋霸主，变得只能与新兴的海军力量分享对海洋的控制。1883年，英国拥有的军舰超过所有其他大国的总数。到了1897年，其优势却已遭侵蚀。英国的官员认为，他们的海军在西半球已被美国、在东亚已被日本、甚至已被近在家门口的俄法联合海军所“完全超越”——而这还是在德国海军进行威胁性的发展之前的事。而这些，正是在度量实力的两个最重要的标尺上，于半个世纪的过程里所发生的清晰易辨、可供衡量、稳定无疑的衰落。
现今一些关于美国相对衰落的论调，如果并非仅是尾随着2008年的金融危机才出现，本会更有说服力。正所谓“一燕不成春”，一次经济衰退，甚至是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都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大国终结的先兆。在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及70年代，美国都曾遭受过严重且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而每一次，美国都在危机后的10年间回升，并且，相对于其他大国，事实上美国最终还处于比危机前更加强势的地位上。20世纪10年代、40年代和80年代都是美国在全球的权力和影响如日中天的时期。
不到10年前，多数观察家谈论的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其经久不衰的主导地位。在2002年，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宣称，美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间所存在的巨大的“实力的差距”是史无前例的。他曾在80年代后期写过一本被广为讨论的名为《大国兴衰》的书，书中也谈到美国。伊肯伯里也同意，“没有其他大国”“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或是政治能力方面曾拥有如此强大的优势……美国实力的卓越”是“空前的”。权威人士法里德·扎卡里亚在2004年描述道，美国正享有着一种“全面的单极霸权”，而自罗马帝国以来还从未有过与之类似的情况。可是仅仅四年过后，扎卡里亚却在进行着关于“后美国世界”及“他者的崛起”的写作，而肯尼迪也在演说中谈论着美国衰落的必然性。美国相对实力的基础是否在短短数年内就发生了如此戏剧性的变化？
答案是否定的。让我们先看看那些基本的指标。在经济方面，尽管存在近几年的衰退和缓慢增长，美国在世界上的经济地位并未改变。不仅在最近的10年，而且在过去的40年间，它在世界GDP中的份额都保持得非常稳定。在1969年，美国生产着世界上大约1/4的经济产出，这一状况一直持续至今，它依旧不但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而且是最富有的经济体。人们是被中国、印度和其他亚洲国家的崛起迷惑住了——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一直在稳定地攀升。但是到目前为止，这种攀升几乎完全是以欧洲与日本在全球经济比重中的下降为代价的。
对中国的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预言道，在未来20年间的某个时候，中国将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这将意味着，美国在将来会面临对其经济地位与日俱增的挑战。然而，一个经济体的绝对规模本身，并非衡量其在国际体系内总体实力的准确标尺。假使它是这样一个标尺的话，那么，先前在19世纪拥有世界最大经济规模的中国，就本该成为主导性的强国，而不是拜倒在较小的欧洲国家脚下的受害者。即使中国再次达到这样的高峰——要维持国家无限期的增长，中国的领导人还会面临巨大的阻碍——它依旧在人均GDP方面难以望欧美项背。
军事能力也很重要——这是先前19世纪的中国得到的教训，中国的领导人今天也深知这一点。正如阎学通最近提到的，“军事力量巩固了霸权”。在这方面美国依然无可匹敌。它无疑是世界上所知的最强大的国家，而美国的相对军事能力并未衰落——至少这尚未发生。美国人目前在国防上每年的花费大约为6000亿美元，这超过其他大国的总和（这个数字还未包括在伊拉克正在结束的军事部署；在阿富汗的战斗部队于未来数年很可能稳步减少，这一数字也未将其计入）。而且，美国人这么做，每年却只消耗了GDP中略低于4%的份额——这个百分比高于其他大国，不过从历史维度考虑，这低于美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后期的水平，当时国防支出占美国GDP的比重分别高达10%和7%。单凭众所不及的开支进行判断，还会低估美国在军事能力上实际的优势。美国的陆军和空军装备了最先进的武器，并且最具实战经验。他们会在直接交锋中击败任何对手。美国的海军力量在世界各个地区仍然具有统治力。
据这些军事和经济上的标尺来看，至少，今天的美国远不像1900年左右的英国——那时大英帝国的相对衰落已开始变得显而易见，而更像是1870年前后处于帝国实力巅峰的不列颠。一个美国的权势不复存在的时代是可以想象的，但那个时代尚未来临。
那么关于“他者的崛起”呢——如何看待诸如中国、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国日益增长的经济影响力？这难道不会侵蚀美国的权力和影响？答案是：这视情况而定。世界上其他国家正享受着高速增长的时期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作为主导性力量的地位在下降，甚至也不意味着“他者”在总体的实力和影响方面正迎头赶上。巴西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在1990年略高于2%，现在仍是略高于2%。土耳其所占份额在1990年低于1%，现在也仍低于1%。人们自然而然地为这些新兴市场感到激动，尤其是商人，但那只是因为，一个国家即便带来了诱人的投资机会，但并不意味着它是崛起中的大国。财富在国际政治中十分重要，但经济增长和国际影响力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关联。20世纪50年代尼赫鲁治下那个更贫穷的印度是当时不结盟运动的领导者，相较于那时，当今更加富庶的印度对全球舞台施加的影响力是否更大呢？这一点并不明确。而土耳其，将其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具备的所有那些独立性与闪光点也考虑进来，是否就比10年前发挥了更多影响？这一点也不明确。
至于说这些增长中的经济体对美国地位的影响，这全要看是谁在增长。20世纪初大英帝国的问题，不是它相较于美国实质性的衰落，因为美国是个大体来说很友好的大国，它的利益与英国并无根本冲突。在西半球，英国在向美国让出其主导地位后，贸易甚至还有增长。英国的问题在于它相对于德国的衰落——德国以在欧洲大陆的霸权为目标，并力图在公海同英国竞争，而在这两方面它都对英国的核心安全造成了威胁。至于美国的情况，比之于年代更近的“他者的崛起”，冷战期间德日经济令人注目的高速崛起，对美国在世界上首要地位的削弱更甚。美国在世界GDP中的份额，从二战后的将近50%，到70年代初期跌落至约25%，从此便一直稳定在这一数字。但“他者的崛起”未曾削弱美国。如果“他者的崛起”引起过什么变化，那这变化就是“他者的崛起”巩固了美国的位置。作为美国支配下的世界秩序的关键支柱，德国和日本曾经是，并且现在仍是美国在民主阵营中的亲密盟友。它们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无可逆转地改变了美国一方与苏联阵营间的平衡，并帮助引起了苏联阵营一方的终结。
今天，当我们估量他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必须做这种相同的估计。巴西抑或印度的经济增长是否削弱了美国在全球的权力？这两个国家都是友好的，而且印度日渐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如果美国在世界上未来的对手很可能是中国，那么对美国而言，一个富强的印度将是一笔资产而非负债。总体上看，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南非正享受着一段经济增长的时期，这种增长也许能、或许也不能无限期地持续，但这都与美国的战略地位及利益不相关。当前，只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被说成是与美国在将来的权力有密切关系，而这也仅限于中国能将其增长中的经济力量充分转化为军事力量的情况下。
2.
如果在这些实力的基本尺度方面美国没有遭受滑坡，那么它的影响力是否真的在递减？当美国想在世界上畅所欲为时，它是否又真的在经历一个更加困难的时期？几乎全世界都假设美国已确实失去了影响力。不管其中的理由为何——这些理由包括美国的衰落、“他者的崛起”、美国资本主义模式显而易见的失败（the apparent failure of the American capitalist model）、美国政治功能失调的特性（the dysfunctional nature of American politics）、国际体系日渐增加的复杂性（the increasing complex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如下的观点正被广泛接受：美国已不再能够像过去一样，按它的利益与理念来塑造世界。每一天似乎都有更多的证据证明这一点，因为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似乎既同美国的利益相对立，又超出美国的控制。
当然，很多时候美国的确不能得偿所愿。但它从来就不能总是得偿所愿。当下许多关于美国影响力衰减的印象，是立足于一种怀旧式的谬误（nostalgic fallacy）：曾经有那么一个时代，那时，美国能够塑造整个世界以使之与自己的意愿相适，能够对其他国家发号施令（could get other nations to do what it wanted them to do），而且如政治学家斯蒂芬·M.沃尔特所描述的那样，美国“操控着几乎整个世界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格局”（manage the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ecurity arrangements for nearly the entire globe）。
如果我们要评估美国现在的相对地位，那么认清这种关于过去的图景只是错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样一个时代从未有过。我们倾向于在回想早先的冷战岁月时，将其当成一个完全由美国支配全球的时期。但事实完全不是那样。美国在那个时代的确完成了非凡的业绩，例如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合国以及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些都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的世界。然而，美国在冷战早期取得每一项重大成就的同时，都存在至少一次与之对等的巨大挫折。
在杜鲁门时代，共产主义革命于1949年在中国取得了胜利。美国官员认为，这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利益而言是重大灾难，而这的确以代价高昂的方式得到了证明；假若不谈其他影响，上述事件至少也是诱使朝鲜在1950年进攻南韩的主导因素。正如迪安·艾奇逊总结的那样，“中国内战的不祥后果”已证明是“超出了……美国的控制”，这是“我国曾试图影响但对之未起效的那些力量”作用的结果。一年后，发生了始料未及的朝鲜对南韩的进攻，而美国的干预——在超过3.5万名美国人阵亡、将近10万人负伤后——所导致的形势几乎与战前准确地一致。在1949年，有一条或许是最坏的消息：苏联获得了原子弹，而作为美国军事战略和国防预算基石的核垄断就此终结。
一年之后，著名的“NSC-68号”战略文件对美国的军事力量与其全球战略义务之间逐渐加大的缺口提出警告。该文件宣称，假如这种趋势继续下去，结果将是“自由世界相对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力量发生严重衰退”。该文件阐述道，“我们体制的完整性与生命力”，处于“我们历史上最大的危险之中”。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1952年共和党全国大会上做主题发言时，哀叹“世界大国间力量平衡令人担忧的变化”，“我们在财政义务方面与日俱增的重负”，苏联实力的攀升，“以及我们自身的相对衰弱”。盖瑟委员会（the Gaither Commission）在1957年的报告中说，苏联的经济正以比美国更快的步伐增长，而到1959年苏联就将能够以百枚洲际弹道导弹攻击美国本土。报告中的这些内容促使美国众议院议长山姆·雷博恩问道：“如果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国家生活而让苏联的卢布成了这片土地上的货币，那么稳健的经济和平衡的预算还有什么好的？”
那时，美国也不能说服其他国家，使之按自己的意愿有令即行，有禁即止，即使对最亲密的盟友也做不到。1949年艾奇逊试图阻挠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盟友承认共产主义中国，但失败了。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未能在关于越南的日内瓦会议上得偿所愿，于是拒绝签署最终协议。两年后，法、英及以色列就苏伊士运河关闭等问题入侵埃及，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阻止，但只能看着他们在甚至都不告知华盛顿的情况下，就发动入侵。当美国在金门与马祖等岛屿与中国对峙时，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使欧洲盟友表现出支持，但未能如愿——这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担心北约正“开始解体”。到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已相信美国是一个衰落中的超级大国，“害怕着手新的对第三世界的介入行动，并越来越无力维持它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权”。
但关于“软实力”呢？正如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所认为的，美国之所以曾经能够“在世界上得到它所想要的”，原因在于反映在电视、电影、音乐中的美国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以及美国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吸引力——这难道不是真的吗？这些软实力的要素，使得世界各地的其他人想要追随美国，“赞赏美国的价值观，效仿美国的范例，渴望达到其繁荣与开放的水平”（admiring its values, emulating its example, aspiring to its level of prosperity and openness.）。
历史的真相比这更复杂。在二战后的头30年中，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既不赞赏美国，也不力图效仿它，且他们对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方式也没有感到特别高兴。是的，美国的媒体在传播美国文化，但它们在传播并不总是讨人喜欢的图景。在20世纪50年代，用电视播放的关于约瑟夫·麦卡锡和在国务院、好莱坞搜查共产主义者的影像，全世界都能收看到。美国电影描述着新近美国企业文化中资本主义的盲从因袭，其特征令人窒息。例如《丑陋的美国人》这样的畅销小说，描绘了一幅美国人粗鲁笨拙并欺凌弱小的图像。50年代和60年代美国就种族隔离发生了斗争，其中如白人朝黑人小学生吐唾沫和警察鼓动警犬攻击黑人示威者的影像，在全球传播（“那正是曾经的我们”）。杜勒斯担心，美国的种族主义事实上正“毁坏着”美国在全球的形象，尤其是美国在所谓的第三世界中的形象。60年代末70年代初发生了华特暴动、对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的暗杀、肯特州立大学枪击事件，以及之后令政府权威动摇的“水门事件”等丑闻。无论有多少杰瑞·刘易斯和伍迪·艾伦的电影正在巴黎的电影院里上映，这些可都不像是那种能使美国受世界喜爱的事件。
而且在那些年，世界上很大一部分人也并未发现美国的对外政策格外有吸引力。艾森豪威尔渴望“使得这些遭受蹂躏的国家里有一些人喜欢而非憎恶我们”，但中央情报局精心策划的对伊朗穆罕默德·摩萨德政府和危地马拉哈科沃·阿本斯政府的颠覆行动，无助于实现这一点。1957年在委内瑞拉，示威者袭击了美国副总统尼克松的车队，并叫嚷着“滚开，尼克松！”、“滚出去，狗！”、“我们没有忘记危地马拉！”。1960年，当一架美国侦察机在俄国被击落后，赫鲁晓夫通过取消峰会的方式羞辱了艾森豪威尔。那一年的晚些时候，艾森豪威尔在前往东京进行“友好”访问的路上不得不中途返航，当时日本政府警告说，由于抗议美国“帝国主义行径”的学生们，日本政府无力确保艾森豪威尔的安全。
艾森豪威尔的民主党继任者略微好过一些。有一段时期，约翰·F.肯尼迪和他的妻子为人们所爱戴，但在肯尼迪遇刺后，美国的光芒便褪去了。1965年林登·约翰逊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入侵，遭到拉美国家甚至是欧洲盟友的广泛谴责。戴高乐告诫美国官员说，美国如同“一切曾拥有压倒性实力的国家”，已变得“相信武力将解决所有问题”，然而它很快会学到这“不是那么一回事”。当然，接下来就是越南战争——其中有毁灭，有凝固汽油弹的爆炸场景，有美莱村大屠杀，有对柬埔寨的秘密入侵，有对河内的轰炸，还有如下的通常看法：一个西方殖民主义超级大国在重创一个卑小、但大胆对抗的第三世界国家，直至后者屈服。当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在1967年造访西柏林时，美国文化中心遭到袭击，数千学生抗议美国的政策，关于行刺企图的谣言纷纷扬扬。1968年，当数百万欧洲青年走上街头时，他们可不是在表达对美国文化的赞赏。
同样，那时世界各地的绝大部分国家也并未试图仿效美国的体制。在冷战的最初10年，很多人被苏联和中国的国营经济所诱惑——这些经济体似乎在承诺增长的同时却没有民主政治那些糟糕的难题。在那个时期的很长一个阶段里，苏联阵营的经济增长率同西方国家旗鼓相当，这很大部分要归因于前者由国家主导的重工业建设浪潮。按照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的说法，许多第三世界的领导人相信苏联的体制“可能以其达成速效的方式，比美国的体制提供了更多东西”。觉得国家主导模式尤为具有吸引力的人，不仅有诸如埃及的纳赛尔、印尼的苏加诺这样的独裁者，甚至还包括了印度的尼赫鲁。新兴的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们——如尼赫鲁、纳赛尔、铁托、苏加诺、恩克鲁玛——极少表达对美国式道路的赞赏。
此外，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和中国都忙于争取第三世界的激烈竞争，其方式是进行“友好访问”和提供各自的援助项目。艾森豪威尔反思道：“共产主义新近的和蔼可亲路线，也许比其斯大林时代的宣传更为危险。”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始终担心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会倒向左翼，于是怀着赢得人心的希望，美国政府耗费巨资向这些国家提供发展援助。他们发现援助尽管被热切地接受，但却无法确保这些国家的效忠之意甚至是感激之情。第三世界所怀敌意产生的恶果之一，便是1960年后美国稳步地失去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作为曾使美国在朝鲜的战事合法化的地方，联合国大会却在60年代至冷战结束的这段时期，变成了不断表达反美情绪的论坛。
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亨利·基辛格对未来感到灰心。他给尼克松写信说：“已增大的实力碎片化程度，政治活动更广泛的扩散，以及国际冲突和联盟更加繁复的模式”，已大大削弱了两个超级大国影响“其他政府的作为”的能力。而当进入70年代后，事情似乎只是变得更艰难。美国在战败的处境中退出越南，而世界见证了第一例美国总统在丑闻缠身中的辞职。接下来，也许同其余事件一样重大的是，全球油价暴涨。
上述最后一个难题表明了一个新的重大困难：美国无力有效地对中东施加影响。今天，美国在促使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达成协商解决方案或是在掌控阿拉伯世界动荡的觉醒等方面都遭遇失败，今天人们把这当作表明软弱与衰败的征兆。但在1973年，美国甚至不能阻止中东的主要大国卷入全面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的突袭对华盛顿来说也很突然。美国最终不得不采取核威慑来制止苏联介入该冲突。这场战争导致了石油禁运，确立了OPEC作为世界事务中重要力量的地位，并突然暴露出历史学家丹尼尔·耶金所表述的状况，即“现在美国最终也自身难保了”，“世界最重要的超级大国”已经被“少数一些小国置于防御的境地，且为它们所羞辱”。许多美国人“担忧一个时代的终结将要到来”。
在20世纪70年代，油价戏剧性的增长加上越战期间美国的经济政策，致使美国的经济陷入严重的危机。1973年至1975年期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下跌了6%，失业率从4.5%翻番至9%。美国人民遭受了石油危机，而一种新的名为滞胀的经济现象——即经济停滞与通胀同时发生——也令他们备受煎熬。美国经济在1973年至1982年经历了三次衰退。“能源危机”那时对美国人而言相当于现在的“财政危机”。吉米·卡特在他的第一次全国电视讲话中，称能源危机是“我们有生之年里我国将面临的最大挑战”。尤为具有耻辱性的是，这场危机是由沙特王室和伊朗国王所驱使，而这二者是美国的亲密盟友。正如卡特在其回忆录中所追忆的，美国人民“对于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度正被一些沙漠国家戏弄深感愤恨”。
最糟糕的时刻随着伊朗国王被推翻而在1979年到来了，当时阿拉图拉·哈梅内伊领导的激进的伊斯兰革命获得了政权，而52名美国人被押为人质，并被劫持了一年有余。据耶金观察，人质危机“传达了一条强有力的信息：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市场中的权力变化，只是全球政治领域正在上演的规模更大的一场大戏中的一个部分。美国和西方世界仿佛可以说真的处于衰落和防御的态势中，而且，它们似乎无力为保护它们在经济或政治方面的利益做任何事”。
如果某个人想要为美国的衰落提出充分的理由，那么20世纪70年代将是适合这么做的时代；而很多人那时的确这么做了。基辛格相信，美国已显然“如同许多先前的文明那样，走过了它历史的黄金时代……每一个存在过的文明终将崩塌。历史是关于业已失败的奋斗历程的故事”。正是在70年代，美国经济失去了它压倒性的主导地位。正是在那个年代，美国的贸易顺差开始变为逆差；正是在那个年代，用于权利和社会福利项目的支出激增；也正是在那个年代，美国的黄金和货币储备走向衰竭。
随着经济困难一同产生的还有政治和战略上的不安全感。首先出现了这样的信念：历史的潮流是站在苏联一边的。苏联的领导人们自己就相信“各势力间的相互关系”有利于共产主义；美国在越南的战败与撤离，使得苏联的官员第一次认为他们事实上也许可以在冷战旷日持久的斗争中“胜出”。10年后的1987年，保罗·肯尼迪将两个超级大国都描述为饱受“帝国过度扩张”之苦，但认为美国完全可能追随诸帝国衰竭并败落的长久的历史传统，成为首先崩溃的那一个。在国防上的过度开支和承担太多遥远的全球义务，都残害了它自身。但在两年后柏林墙就倒塌了，那之后又过了两年，苏联也解体了。结果衰落发生在了其他地方。
然后还有日本的经济奇迹。随着日本以及其他的亚洲四小龙——如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似乎将要在经济上使美国黯然失色，“他者的崛起”便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了，并在接下来的15年里得以持续。1989年，记者詹姆斯·法洛斯认为，日本的国家主导型经济显然优于美国更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前者注定超越后者。日本将是下一个超级大国。当美国为打赢冷战而致使自己衰竭时，日本人却一直在忙着占有各种财富。正如分析家查默斯·约翰逊在1995年所提出的，“冷战结束，而日本胜出”。而正好就在约翰逊写下这些文字的那段时间，日本经济正急剧跌入一段停滞期，至今仍未从中恢复。
随着苏联解体，而中国还需证明其经济繁荣的持久力，于是突然间美国仿佛成了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即使如此，美国在应对诸多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时的不成功还是值得关注。美国赢得了海湾战争，促成了北约东扩，在大量流血事件后最终给巴尔干诸国带来了和平，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领导世界许多国家欣然接受了经济上的“华盛顿共识”——但这其中的一些成果已开始瓦解，且相伴着同等重大的失败。伴随着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华盛顿共识开始崩溃。在那次金融危机中，美国开出的药方被广泛地视为是错误的和有破坏性的。美国也未能阻止甚至是显著地延迟朝鲜和伊朗的核武器项目，尽管美国反复声明它将如此行事的意图。施加于萨达姆·侯赛因治下伊拉克的制裁制度，不仅徒劳无功，而且到90年代末已在崩溃。美国和全世界在阻止卢旺达的种族屠杀一事上毫无作为，这部分又是由于一年前在一次失败的军事干预后美国被逐出了索马里。20世纪90年代美国最重要的一项尝试，是为扶持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向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转型而付出的努力。但尽管提供了数十亿美元和无尽的忠告及专家意见，美国仍发现在俄罗斯发生的事情再一次超出了它的控制。
同样，即使是处于假定的全球性优势的全盛期，比起今天，那时美国的领导人在解决巴以问题上也并非更为成功。即便经济繁荣，并且有着一个为达成解决方案而努力工作的广受欢迎的总统，克林顿政府却在巴以问题上一无所成。按照前中东和平谈判代表亚伦·大卫·米勒的叙述，比尔·克林顿“相较于他的任何一位前任，都更加关心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之间的和平，并且与所有前任相比，他在一个更长的时期里为此事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得到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赞赏和感激——然而，他举办了“集中于六个月里的三次峰会，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克林顿的任期是伴随着和谈的破裂和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的开始而结束的。
甚至美国的声望在90年代也是难以捉摸的。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给美国贴上了“孤独的超级大国”（lonely superpower）的标签，认为由于其“侵略的、干涉主义的、剥削的、单边主义的、霸权的、伪善的”（intrusive, interventionist, exploitative, unilateralist, hegemonic, hypocritical）行径，它在全球广遭厌恶。法国外交部长批评这个“超级强国”并公开向往一个不再由美国主导的“多极的”世界。一个英国外交官告诉亨廷顿：“一个人只有在美国才能读出世界渴望美国的领导，在其他各个地方，一个人读出的是美国的傲慢自大和单边主义（Everywhere else one reads about American arrogance and unilateralism）。”
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与那位英国外交官的断言相反，在90年代与整个冷战期间，很多其他国家的确期望得到美国的领导及其保护和支持。关键不在于美国总是缺乏全球影响力。自二战以来，美国的确是世界的主导力量。它施加的巨大影响胜过罗马以来任何大国，它完成了许多成就。但它并非无所不能——远非如是。如果我们要准确地评估美国现在是否正在衰落，我们就需要合理的基准线以用来衡量。将美国今天的影响力与虚幻中的美国占压倒性优势的过往相比较，只会误导我们。
现在美国在很多问题上缺乏可以随心所愿的能力，但如同过去一样，这并不能阻碍它享有恰和失败一样多的成功与痛苦。即便所有的争议存在，美国在伊拉克业已取得了比在越南更大的成功。与在90年代时一样，美国一直没有能力遏制住伊朗拥有核武器的野心，但是通过两任政府的努力，美国已经建立起更为有效的全球防止核扩散的网络。它根除并摧毁基地组织的努力已取得引人瞩目的成功，尤其是和90年代在摧毁恐怖网络和阻止恐怖袭击方面的失败（这些失败在“9·11”袭击时达到顶点）相比，这种成功更为突显。巡航导弹和空中打击的武器类型在之前的10年中被用来对付恐怖分子及其设施，与之相比，能够使用无人机是一个进步。同时，美国与欧洲的盟友关系仍保持着良好态势；当然，欧洲自身似乎不如从前并非美国的过错。有证据表明，美国在亚洲的盟友关系在过去几年已有所强化，而且美国已经能够加强同印度之间的关系——尽管过去美印关系一度紧张。
所以历史记录是喜忧参半的，但它一直是如此。有一些时期美国比今天更具影响力，也有那么一些时期美国的影响力不如今天。影响力的施加一直都是一场艰辛的努力，而这或许能解释，为什么在二战结束后的每一个十年中美国人都会担心他们衰落中的影响力，并因其他大国似乎正以侵蚀他们的方式崛起而显得紧张。塑造国际环境的困难在任何时代都是巨大的，甚至罕有大国尝试这么做，即便是最强盛的大国也极少能使它们目标中的全部哪怕是多数得以实现。外交政策就像是打棒球：如果你只在70%的时间里失败了，那么你就进入了名人堂。
3.
当下的这些挑战是巨大的，其中最明显的是中国的崛起。但它们都不比美国在冷战期间面临的挑战更具威胁。只有在回顾往事时冷战看起来才是轻松的。美国在二战结束时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危机。苏联，如果仅是凭借它的庞大和位置，似乎也对欧洲、中东和东亚至关重要的战略中心构成威胁。在所有这些地区，它面对的是遭战争摧毁和蹂躏的国家。为了应对这一挑战，美国不得不向上述每个地区都投入强大但有限的力量。它必须和当地区域强国建立同盟关系，当中一些还是曾经的敌人。美国为它们提供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援助，以扶持它们站稳脚跟并顶住苏联的压力。在冷战中，苏联政府仅凭站立不移就给美国的利益施加了影响并造成压力，然而美国却不得不屈膝爬行。现在因其显而易见的成功而被神圣化的“围堵”战略是值得反思的，该战略被那个时代一些有影响的观察家抨击为完全不可行。沃尔特·李普曼攻击它是“设想错误的”，立足于“期望”之上，它使得美国在为试图建立那些实则脆弱、不起作用、难以依靠的“卫星国、傀儡政府”而耗尽自身资源的时候，向苏联人让出了“战略主动权”。
至于中国，今天的情形则是相反的。虽然中国已然并将更加富有，而且它将给世界经济施加比过去的苏联更大的影响，但是其地缘战略地位却更加艰险。第二次世界大战遗留给中国一个相对弱势的位置，自那时起它一直努力从中恢复。它的几个邻居都是与美国联系紧密的强国。只要台湾地区仍处于不受其控制的状态并保持与美国的战略性关系，并且只要诸如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大国继续接纳美国的部队与军事基地，那么，中国要成为地区霸主将会举步维艰（It will have a hard time becoming a regional hegemon so long as Taiwan remains independent and strategically tied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 long as strong regional powers such as Japan, Korea, and Australia continue to host American troops and bases）。中国至少需要几个盟友才有机会将美国赶出它在西太平洋的据点，但是现在拥有盟友的却是美国。能够将其军队部署在前沿基地的是美国，目前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必经的关键海域和航道享有海军优势的也是美国。总而言之，中国的任务要比美国困难得多——作为正在崛起的大国，中国的任务是将美国的力量从当下美国影响所及的上述地方驱赶出去，而美国的任务只是坚守住已拥有的东西。
那么美国能够做到那一点吗？在他们当下的悲观情绪中，一些美国人怀疑它是否能做到。他们甚至怀疑，美国能否承受得住继续在世界的任一地方扮演那个它过去曾扮演的主导性角色。有些人认为虽然保罗·肯尼迪对于帝国过度扩张的警告在1987年或许并不正确，但那却准确地描述了美国当下的困境。财政危机、僵硬的政治体制、美国社会的各式弊病（包括工资停滞与收入不平等）、教育系统的薄弱、正在老化的基础设施——目前所有这些都被引用为下述主张的理由：美国需要紧缩在国际上的开支，需要从一些海外义务中抽身，需要专注于“国内的国家建设”而不是与过去一样试图不断塑造世界。
这些通常的假定同样需要一些审视。首先，美国“过度扩张”的程度有多大？从历史的视角来看，答案远非人们想象的程度那么大。考虑一下美国部署在海外的军队人数这一径直相关的事实吧。听到现今的那些争论，一个人也许会猜想，调配到海外的美国军队多于以往任何时候。然而这远非事实。1953年，美国有将近100万军队部署在国外，其中32.5万人在朝鲜参战，超过60万人驻扎在欧洲、亚洲和其他地方。1968年，美国在外国领土上已有超过100万的部队，其中53.7万人在越南，另外50万则驻扎在别的地方。相比之下，2011年夏，在美国于其两场战事中调配军队的高峰时段，部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参战的部队加总后大致为20万人，另有约16万人的部队派驻在欧洲与东亚。总的算来，再计入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其他军事力量，约有50万人的军队部署在海外。这甚至比冷战时和平期间的部署量更低。例如，1957年时，有75万人的军队部署于国外。惟有在苏联帝国解体与“9·11”袭击之间的那10年，部署在国外的兵力数量才少于今天。如若考虑美国人口的增长，这项比较甚至会更加惊人。1953年美国在海外部署了100万部队时，美国总人口数只有1.6亿。今天，当有50万军队部署在海外时，美国人口数是3.13亿。这个国家的人口规模是50年前的两倍，部署的军队却是那时的一半。
那么关于财政支出又如何呢？很多人似乎确信，这些部署行动的花费以及通常来说武装部队的支出，是造成财政赤字飙升的主要推手，而飙升的财政赤字则威胁到了国家经济的偿付能力。但情况同样并非如此。如前高级预算官员爱丽丝·瑞芙琳所观察到的，对未来赤字令人惊恐的推算不是“由上涨的国防开支所致”，更不是由于对外援助的支出。预期中未来几年失控的赤字主要是膨胀的社会保障支出的结果。即使是对国防预算最严苛的削减也只会每年节省500亿至1000亿美元，这仅是美国面对的1.5万亿美元年度赤字中的一小部分——只占4%至8%。
2002年，当保罗·肯尼迪惊叹于美国“很经济地”保持着其作为“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能力时，美国在防卫方面花费着GDP的3.4%。今天这项开支略低于4%，而且在未来几年很可能还将走低——基于历史的标准这仍然“很经济”。维持其作为世界主导性大国的代价并不高昂。
再者，如果我们要认真对待这项评估活动，那么，除非将美国丧失上述地位的代价也考虑在内，否则无法衡量维持这种地位的成本。减少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所产生的代价中，有一些当然是难以计算的。比如，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民主而非独裁的世界里有多少价值？不过只要任何人敢于尝试，其中一些潜在代价是能够被衡量的。假如美国军力的没落，导致在美国实力的帮助下得以维持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解体；假如美国海军无力继续保护贸易线路和水道，导致它们不再是安全的；假如那些大国不再受美国超级强权的制约，导致局部战争在它们之间爆发；假如美国显得无力参与其盟友的防卫，导致它们遭到攻击；假如国际体系的自由与开放的普遍特性变得更弱——假若这些全部成为现实，那么将产生可以衡量的代价。想象如下这一点并不太过牵强：这些代价会远远高于通过每年削减1000亿美元国防和对外援助预算所节省下的资金。你可以通过购买一辆没有保修单和某些安全装置的二手车来节省金钱，但当你陷入一场事故时会发生些什么呢？美国的军事力量通过制止冲突，减少了意外事件发生的风险，同时通过减低损失的可能性，降低了已发生的意外事件造成的代价。这些节省也需要被纳入计算中。作为一个关于美元和美分的简单问题，保持现有的美国介入世界事务的程度，或许比降低这种程度要经济得多。
也许引起现今美国国内整体上衰落论情绪的最大担忧，实际上并非美国能否承受得起继续扮演它在世界上的角色，而是美国是否有能力解决自身任何一个最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如很多政治家和评论家问到的，美国人是否能够为了在21世纪的世界有效地竞争而做到需要做的事情？
唯一诚实的回答是：谁知道呢？不过，如果美国的历史可引以为鉴，至少有些理由能让人满怀希望。美国人过去已经历过这种不安，许多先辈也已有过这种失却活力与优势的感受：早在1788年，帕特里克·亨利就哀叹这个国家失落了过去的荣光，“那时美国精神正处于它的盛年”。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多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政治体制运转失调，无可救药地陷于僵化，并且似乎无力寻得解决具有决定性的国家难题的方案——从奴隶问题和之后的重建，到19世纪末工业化中的混乱和大萧条中社会福利的危机，再到冷战早年的困惑与偏执，无一不是如此。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水门事件、越南战争、滞胀和能源危机——任何能如实记起那个时代的人，都不可能真的相信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无可比拟的。
过去的成功无法保证未来的成就。但是从历史上的证据来看，有一件事似乎是明确的：美国的体制尽管常常显出极度单调乏味的特质，但与包括美国的地缘政治对手在内的许多其他国家相比，这一体制也已显示了更加卓越的适应困难并从困难中复苏的能力。毫无疑问，这与美国社会的相对自由有关——这样一个社会将奖励创造新的做事方式的创新者，而这些创新者常常是外在于现有权力结构的。这也与美国相对开放的政治体制有关，这一体制容许政治运动获取政治能量并影响政界的作为。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体制是迟钝而笨拙的，因为美国的立国者就是按照这种样式来设计它的，这使它拥有了联邦分权制、权力部门间的相互审查与制衡、成文宪法以及人权法案——但是当问题与矛盾的积累将要对社会造成有力的冲击时，这一体制也具备着手进行改变的非凡能力。偶尔会出现的“关键性选举”，为老旧而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政治解决方案，从而允许改变发生。当然，不存在完全解决一切问题的保证：若没有战争，这一政治体制也不能解决奴隶制度的问题。但美国人在贯穿于他们历史的很多重大问题上，都已找到办法达成并贯彻全国性的共识。
时间回到2002年，当保罗·肯尼迪惊叹于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不断成功时，他注意到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美国人克服那场经济危机的能力——那场对身处1987年的保罗·肯尼迪而言似乎是无法解决的长期经济危机。美国的企业家和政治家“以采取实际行动的方式有力地回应了关于‘衰落’的争论：他们压低成本，把公司变得更加精简和经济，推进通信革命，削减政府赤字，而这些都促成了生产率方面每年显著的同比改进”。可以想象，美国也许还会再度奋起应对最新的这次经济挑战。
做出如下预计也是合理的：其他国家将像过去一样陷入它们自身的麻烦中。目前享受着经济奇迹的国家中，没有哪个是不存在问题的。巴西、印度、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有着坎坷的历史，这预示着它们前方的道路将不会是轻易而顺利的崛起。中国的专制模式短期内在作出一些经济上的战略决策方面，可以是非常有效率的，然而在一个长期的时间跨度内，这一模式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来允许其对变化中的国际经济、政治与战略环境进行适应，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概而言之，美国在过去安然度过数次危机，并以比其他国家更加强大与兴旺的状态出现，与此同时它的各式对手却步履蹒跚——这可并非只是好运使然那么简单。相信美国也许还会继续如此——这或许也并非只是痴心妄想那么简单。
然而存在着一种危险。在此期间，当这个国家在继续奋斗时，美国人是否在这样说服他们自己：衰落确实是不可避免的；或者美国在着力解决自身的国内问题的时候，可以从自己的全球义务中抽身一段时间。对许多美国人而言，接受衰落的观点提供了一种受欢迎的逃避方式，使他们免于承受自二战以来压在他们肩上的道德与物质负担。很多人可能无意识地渴望回归1900年时事情存在的方式，那时美国富有、强大，并不用对世界秩序负责。
上述论调的潜在假定是，即使没有美国的力量，抑或至少是只使用少得多的一部分力量时，目前的世界秩序或多或少都将得以留存；或者他人可以收拾残局；或者简单地假定，世界秩序的益处是永久的，并不需要任何人专门为之尽力。不幸的是，目前的世界秩序——它有着广泛分布的自由，普遍的繁荣，大国间冲突的消失——是脆弱的，如同它是独特的一样。在每一个十年中，维护这一秩序都成了一场艰苦的努力，而且在即将到来的数十年中，这仍将是一场艰苦的努力。维持目前的世界秩序需要美国持续不断的领导，需要美国持续不断的奉献。
最终，决定是掌握在美国人手中的。衰落，据查尔斯·克劳萨默观察，是一种选择。它并不是必然的命运——至少目前还不是。帝国、大国崛起而后衰落，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崛起与衰落。但是什么时候很重要。美国是在接下来的20年间开始衰落，还是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都避免如此——这对美国人和他们生活于其间的世界的特质，都至关重要。
